名校学生病,过一个美妙的人生并不难

其實,过一个美妙的人生并不难:你选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最好是只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的数学难题,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费尔马大定理什么的,或连纸笔都不要的纯自然哲学难题,比如宇宙的本源之类,投入全部身心钻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知不觉地专注中,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人们常说的寄托,也就是这么回事。或是相反,把挣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所有的时间都想着怎么挣,也不问挣来干什么用,到死的时候像葛朗台一样抱着一堆金币说:啊,真暖和啊……所以,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

马克西米利安·林格尔曼是一位法国工程师。1913年,他对马拉车的效率进行调查。他发现:两匹马一起拉一驾马车,效率并非是一匹马的效率的两倍。这一结果令他意外,遂将调查延伸到人类。他让许多人一起拉一根绳子,测量每个人释放出的力量。他发现两个人一起拉一根绳子,平均每人会投入其力量的93%,如果是3个人一起拉,每人投入85%,8个人一起拉时就只剩下49%了。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来访者。最开始听她讲述,我还以为她是一个经常挂科的差生。比如,她会说:“我英语成绩不好,听力特别差,去年考托福,我差点就不准备考了。”她说:“我的学习效率特别低,经常需要花比别人多的时间,才能做成同样的事。”她还说:“我觉得自己没主见,缺乏领导能力,凡事都听别人的,特别羡慕那些一呼百应的同学。”

节选自《球状闪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界称这一效应为社会性懈怠。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团队中个人的效率无法直接看到,而是与团队融合在一起的。划桨手身上存在社会性懈怠,而接力赛运动员身上却没有,因为接力赛时每个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性懈怠是一种理性行为:假如使出一半力就行,又不会引起注意,为什么要使出全力呢?一句话,社会性懈怠是一种我们让自己亏欠所有人的欺骗形式。这一欺骗大多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就像马拉车一样。

事实是,她的托福考了108分。她刚作为交换生到斯坦福大学学习了半年。她的成绩在学院里稳进前十。有一门很难考的课,她甚至考了99分。而且,从小学到大学,她一直是班长。

一同拉一根绳子的人越多,个人的贡献率就越低,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它没有降为零。为什么不是完全懈怠?因为零效率会引起注意。我们能细腻地感觉到,懈怠到什么程度不会被看出来。

当然会有很多人叫她学霸,夸她很厉害,但她觉得,这些人只是不了解她,如果了解了,就会知道,她有很多地方不如人。

社会性懈怠不仅出现在体能效率方面,我们在精神上也会懈怠,比如开会的时候。团队越大,我们个人参与的程度就越低——一定大小的团队,当效率達到一定水平时,就不会继续下降了。此时一支团队有20人还是100人,再也无关紧要,因为每个成员已达到了最大的懒惰度。

比如有一件事,就成了麻烦。都大三了,她居然还没有人追。

可是,团队的效率比个人的效率高,这种流行多年的观点又是从何而来?也许来自日本。30年前,日本人用他们的产品征服了全球市场。企业老板们仔细研究这场工业奇迹,发现日本工厂是以团队为单位的。于是人们复制了这一模式,但成功无法复制。在日本很管用的东西,在美国和欧洲就不一定有用。在日本,如果团队由尽可能多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会更好。这很有意思,因为在这种团队里个人的效率可以归功于这些专家。

身边很多人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她成绩太好了,男生追她会有压力。再说,大三没男友的也多得是。但是她觉得,那是因为她魅力不够,太胖了。

社会性懈怠的效果很有趣。在团队里我们不仅会降低自己的效率,还会减轻我们的责任。谁也不想对差成绩负责。纽伦堡的纳粹审判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每个董事会或管理团队里都较少有提出异议的人员。大家都躲在团队决议背后,专业术语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

她不算胖,顶多不是时装模特儿那种骨瘦如柴的瘦,但她不能容忍自己居然有这样的缺陷。

出于同样的原因,团队有甘冒比个人更大风险的倾向,人们称这一效应为风险分摊。事实证明,团队讨论会导致做出比人们独自做决定时更冒险的决定。因为大家都会想:“一旦出事,不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因此,在涉及巨额资金的公司和养老保险机构的战略团队里,风险分摊的想法无疑是危险的。

于是她开始节食。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决定,而是一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然而然形成的习惯。她早饭会喝一小碗粥,吃一个鸡蛋,但会把蛋黄挑出来;吃一个包子,但会把馅儿去掉。午饭有时候吃一个苹果,有时候吃一两米饭。晚饭再喝点粥。

所以结论是:人们在团队里的行为不同于单独一人的时候,但是,可以通过尽可能彰显个人效率,来缓解团队的弊病。

一段时间过后,她瘦了20斤。医生说,她这样下去要营养不良了。她也害怕,可是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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