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的读后感10篇,文学的意义的读后感10篇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由(日)柄谷行人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是一本由许子东著作,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4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的意义》是一本由扈永进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04页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017-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一):笔记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读后感(一):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发现中国现代文学进化论

《文学的意义》读后感(一):“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境界的“文学的意义”

柄谷行人深刻的历史洞察。风景与孤独的内心紧密连接,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不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是一种价值颠倒的讽喻,同时暗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真正的写实主义者永远是“内在的人”,而风景的意识就是距离的意识,“言文一致”与“风景的发现”具有根源的相似性。“自白”不是悔过,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驳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企图把“疾病”从被赋予意义中拯救出来,认为有问题的正是建立了“健康的幻想”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柄谷认为此种“反对阐释”忽视了诸种关系的系统性。自然主义文学诞生于医学的启发,结核产生于工业革命导致的生活形态急剧变化,使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疾病本位文化症候。

“鲁郭茅巴老曹”,无论是少年、青年或老年,但凡是有些学识素养的中国人,恐怕对这个词都不会陌生。数十年来,它就像中国文学的《兵器谱》排名一样,家喻户晓。

01

驳“儿童的发现”:强调这种批评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落后与文学的落后具有整体性,是历史的产物;“幼稚”与“成熟”的分割也是历史的产物。“儿童的发现”的儿童观念是被限定为“幼稚”的。

至于这份榜单上的各位大作家本身,我们更是再熟悉不过——永远“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毫无疑问是“天才加流氓”的郭沫若,令人惋惜大过仰慕的老舍……面对这一切标签,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似乎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然而,这时候偏偏有个人站出来告诉我们——关于“鲁郭茅巴老曹”,关于中国文学,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看。

当我拿起“国民教育通识读本•文学卷”《文学的意义》时,正值“上海幼升小入学考试”进行时;一时间,网络上一派家长的无奈和焦虑;更有甚者,上海民办阳浦小学和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幼升小”面谈现场,学校为父母准备的“难度较大的智商和逻辑类问卷测试”更是让家长大叹“愧对列祖列宗”。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二):读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笔记(一)

他,就是香港岭南大学学者兼中文系主任徐子东。

网络热议之后,媒体不无忧虑的总结:

去年夏天我读了一本很差的书,《文言与白话》,那本书也是讨论白话文运动的,但是它把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区分定义为书写口语和书写文言文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文言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其次,白话文与其说是一种书写口语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文言文”。从“他她它”,到“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性”、“什么什么化”,到“文学”、“艺术”、“哲学”、“经济”……都是这种“新文言文”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白话文当成一种绝对来源于口语的东西。柄谷行人指出,“文言一致”源于对“语言”的“风景”的发现,“文言一致”既不是创造了口语,也不是创造了文言,而是创造了“文=言”。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体,并不是起源于多少多少万年以前,而就是起源于现代性的开始。

本书源于许子东先生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经典课堂实录,融会了几十年的积累,亦算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读到标签以外的“鲁郭茅巴老曹”,也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份重新再认知。比如,意识到“进化”这个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中国教育大地上围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比拼。从课外补习到艺术特长,从天价学区房到高考备战:“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响彻云霄……”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是1992年附加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后面的,《起源》发表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没有出版,后来柄谷行人看到了安德森的书,进一步推进了他对民族主义的思考,简单地说,并不是先有日本和文学才有了日本现代文学,而是日本现代文学创造了日本的概念和文学的概念,如果我们做具体的词源学考察,会发现所有语言里的“文学”一词都是在现代化中形成的,所以现代化以前的人并不把那些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当做文学,文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文学。

一提到进化,大家脑子里立马能够本能的蹦出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乔治·威廉姆斯在其著作《适应于自然选择》中则是进一步指出——适应,是达尔文思想的核心,而不是进步、进化。换言之,所谓“进化”,其实就是适应。适应,就是生存,繁衍。生存繁衍得更好,就是适应度更高。关于这点,另一位生物学家古尔德有进一步的补充说明:“适应一定是适应包围着物种的具体的环境”。

我自己也是一名五岁孩子的母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焦虑是感同身受的。我也曾盲目地跟风:一个星期一口气为他读了几十本绘本;在小区遛娃时看到别的孩子“出口成章”,一激动也恨不得一天往他头脑中灌输十首唐诗……然而,三分钟的热度过后,除了能在偶然的遛娃时嘚瑟一下自己的孩子好像学会的东西比其他孩子多,就没有更多的然后了。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带有批判德里达的色彩。其实我读到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论述时,也曾经起过怀疑。后殖民主义是从解构主义衍生出来的学派,解释“东西文化”的概念并不是本质的概念,而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构建。我们汉语学界在民国时期也轰轰烈烈的讨论过“东西文化”的差异的问题,这种学风整体而言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对西方学界后来针对第三世界命题的思考没有带来任何助益。我现在对民国的这一派学问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我们发出一种话语——“中国文化具有性质A,西方文化具有性质B”——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发掘出中国文化的A性质,而是创造了一个具有A性质的文化主体。我们如果需要发出这样的话语,只需要对这“两种文化”有一点最低限度的浮光掠影的了解,说出来的话都是似是而非,很容易找到反例,找到反例后也很容易解释或修正。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东西文化的主体,再有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而是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创造出了东西文化的主体。

中国现代文学,同理。

所以,一切回归到一个最本真的问题:这些鸡血满满的培训班,或者是所谓的“恃名而骄”的名校,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们教会什么?我们的孩子,到底应该学些什么?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孩子?

这样说来的话,德里达所说的“中国没有本体论,西方有本体论”、“中国没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有语音中心主义”确实是他思想的一个败笔,而且和民国的新儒家比也看不出高明多少。事实上,德里达来中国的时候,王元化和他吃饭,德里达说中国没有本体论,王元化以“言/意”“名/实”等古代思想概念加以反驳,德里达不懂中文,当然无法反驳。德里达所说的“汉字不表音”也是很想当然的,汉语的诗文讲究音韵美,自不必说,越南的“汉喃”也是反例,这是柄谷行人在文章中指出的。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旧思想到新思想,与其说是一次革命,一次进化,倒不如说是一次“适应”。当救亡图存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之必须,当“民族”,“国家”意识成为了时代主流,当世人皆受“进化论”影响,要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批评中国,用城市的“文明”标准来改造乡村。中国文学的“新与旧”,“城与乡”,“西与中”就此诞生。这,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进化,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适应”。而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乃至更多同时代作家,则恰逢其时,成了文学“进化”时代的先驱。

02

柄谷行人进一步反对德里达把“言文合一”追溯到古希腊,这是一种倒着写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这么高?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的书名都是以“史”字结尾的,也就是说,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分门别类地作史,不管是“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戏曲史”、“艺术史”……“史”字前面的双音节词绝大部分是“和制汉语”,也就是古代汉语里存在的双音节词语,被日本人用来翻译西洋的新名词,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经济”,这些词语在古代的含义和现代汉语的含义都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概念一旦形成,就会被天经地义的当成“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差异”,并默认为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历史就形成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古人从来没想到要去总结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要让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让日本人来写。如果文学真的是“本质的”、“亘古不变”的概念属性,为什么古人不研究“文学史”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诗经》、《楚辞》、李白当成一种“文学”呢?归根结底的说,“文学”是蒸汽推动的印刷机生下的孩子,雕版印刷和电力印刷都出不了“文学”。我之前在《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从语言学角度论述过,事物之间差异的大小和分类的标准,并不存在绝对的规则,它们是语言确定的。

因为“适应”,在这本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婚姻上甘愿被旧文化束缚的鲁迅;因为“适应”,在这本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曾任职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且有着复杂两性关系的郭沫若;亦是因为“适应”,在这本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救国先救己的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一切的一切,与我们从小到大在课本里认知的,多少有些出入。我们也终于发现,原来所谓“新文学替代旧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革命,除却使命之驱动,或多或少,又有着些许无奈,些许偶然。

有幸的是,正当我对上述三个问题满腹疑团的时候,我打开了这本“国民教育通识读本•文学卷”《文学的意义》。

柄谷行人接下来的论述越来越精彩,“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分别从“世界帝国”中分化出来的。”罗马帝国分化出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华帝国则分化出日本、中国、越南、韩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和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的构造基本是同时的,是一种共谋。“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国家”一起形成,现在台湾大修《全台诗》就是如此,《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和台湾主体的建构同步,我们对于“台湾文学史”的合法性或许出于相信与不相信之间,那么我想说,最近还在编纂的还有《全港诗》、《全澳诗》,我们怎样看待从先秦写起的《澳门文学史》呢?《澳门先秦文学史》和《中国先秦文学史》存在着质的不同吗?

感谢许子东先生,因为他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讲述,我们读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适应”时代的另一面,这一面,关乎进化,关于“适应”,也关乎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到底应该如何阅读中国现代文学。

我习惯于在不同的“时间块”读不同类型的书:工间忙里偷闲,读散文、小品文,就算被打断思维后还是会很快的再投入;周末假日有整块的闲暇时间可用来“啃”一些文学、哲学方面的大部头巨著;出门在外排队等候的“碎片化时间”就读一些“碎片化”信息吧。

在古代,“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在西欧拉丁语亦是怎么发音都可以的。”中央帝国并不关心文字的发音,对于我们现在的世界,语言的差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全球化的最大阻碍。我们当代留下的文献也有很多是论述当下的世界语言差异的。但是我们研究古音学的时候却会发现,相比于海量的中国古代汉语文献,古人讨论语言差异的材料极少,这时候,谁能找到蛛丝马迹谁就能在古音学上取得成绩,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古人很少讨论语言的差异?柄谷行人对于这个问题论述的很清楚。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读后感(二):写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前面

快速浏览了《文学的意义》的目录,得知本书汇编了22名中外学者对世界文学经典的透析解读,具体形式有论文、演讲稿、文学评论;我决定每天中午饭后读一篇。然而,读了一个“序言”后,就让我感觉心中沸腾不已,忍不住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了;甚至可以说,这不是惊鸿一瞥的浏览,而是正襟危坐的聆听22名作者们的教诲。

“现代民族国家的母体形成是与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相并行的。但丁、笛卡尔、路德、塞万提斯等所书写的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这些作品在各自的国家至今仍作为可读的古典保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是因为通过这些作品各国形成了自己的国语。”民族国家的语言是作家创造的,这和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论异曲同工。“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柄谷行人通过对索绪尔的文本细读,提出了迥异于俗流的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学之所以排斥文字,不是因为什么“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书写语言会积极地促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很清晰的语言成为‘清楚明了’的东西。”研究显示,法国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说法语的不到40%。同样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中国能听懂北京话的人数有没有40%呢?这样说来,白话文是对口语的“描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如果我们推到极点,在现代性到来以前,“语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说古代人每天都使眼色和写文章,不说话,而是说作为概念和实体的语言在古代不存在,就算是在现在,每一个人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都有所不同,为了方便,我们这里只讨论发音,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不同,当中隔了太仓话、嘉定话,太仓话是苏州话里带有上海话特征,嘉定话是上海话带有苏州话特征。上海话和嘉定话当中还隔着南翔话……读到这里,巨大的裂缝已经显现了,我们不说嘉定话是苏州话和太仓话的“混合”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普陀话”和“安亭话”这样的概念呢?我想这答案我已经不用说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每个人的语言都不是百分百相同的,在地域上是逐渐变化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人群提取为一个集体,是政治化的。我们现在放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或者“外国语学院”或者“外国语大学”里学习的语言,和放在“民族学”、“语言学”、“东方学”范畴下学习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有现代文学,而后者没有现代文学。

下午闲来无事,观看了前几天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见面会。这次邀请了许子东、孙郁、陈晓明和李伦,梁文道照常担当主持。混的好不是没有原因的,道长虽然满腹经纶、四处云游,但当起主持来,逢迎玩笑的功力着实不弱,只差了窦文涛的自如。

序言中对“通识阅读”、“通识教育”的定义及解读,可以说回答了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问题—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笔记

对于几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来说,论及的干货并不算多。许老师在正式开讲之前,剩下的几位知识分子引经据典将他恭维了一番,从“美貌”到才华,绘声绘色的程度不下于追女孩儿时的表现。每当我看到知识分子,尤其是有话语权的,开始大肆称赞他人,或展示他们的“求生欲”,那游刃有余的样子总让我觉得有些尴尬。这是中年人的油腻吧。不必不近人情,称赞他人时点到为止,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姿态,何况相互之间都是朋友呢。无怪乎,陈丹青戏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官文化。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哈佛大学规定,全体学生必修的文学名著、西方思想和制度、物理科学或生命科学导论课以及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各一门……而良好的教育不是让人穷尽知识,而是让学习成为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成为他工作与生活的一部分。

《类型的死灭》笔记

说回正题,许老师虽自谦讲课很普通,但他这次的演讲既生动又扎实。他先讲到了媒介的交互,又顺口拿斗鱼、《百家讲坛》开涮,抨击了娱乐至死的年代。

所以,我们应该教会我们的孩子们的,不应该只是给他灌输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教会他学习的方法;知识,不是被动的被“教”给孩子们,而是应该让孩子们学会主动学习的方法。

大冈升平强调,在漱石写作初期作品的时期里,世间还有一种并非小说、诗,而应称为“文”这样一种已被忘却了的类型存在。

他是聪明的,本次活动就是为了他的新书而设,又有了此前的恭维,所以他没有过多分析自己的书,而是回顾了文学课以及文学史教材的发展历程。其中他着重分析了夏志清写的文学史,夏的文风十分刻薄,而许老师又将夏的文学史与钱理群等人的文学史进行比较,钱等人的文学史是温和的,另外,夏的文学史是译作,译者几乎没有帮他润色,这些更突出了夏的尖刻。

这套“国民教育通识读本”的选编意义就在于此。

存在着一种既不“人情”也不“没有人情”的“非人情”。简单说,这就是幽默。

关于夏的书,许老师谈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夏的原话是Obsession with
China,当时翻译成了感时忧国,而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对中国的痴迷。许老师评论道,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艺术家,当他有了救国救民的考虑,想着去同情某个阶级、隐藏阴暗而深邃的沉思,这就会损害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管这些的。而后的观众提问环节,许谈到了最近和帕慕克的会面,他说帕慕克像一个海峡,他不仅仅关心土耳其的问题,还对整个欧洲的文化与民族的关系有思考,而那时的中国的作家一门心思关怀中国,全然不理会外面的文化。

03

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日本文坛占支配地位的是来自法国的“文学”观念,这种倾向不单是日本,在英国也是一样。漱石所研究的18世纪英国小说,在那个时代该没有被当做文学看待,“小说”乃是不入文学之流的东西……但是,在把小说视为文学艺术的19世纪后期,这样的作品仅仅被视为小说的仍未成熟的萌芽阶段。因此,漱石关注到18世纪英国小说的多样性和先驱性,这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就是在英国也意味着一种孤立。

他一边讲述严肃的知识,又能选择时机抛出与主题相关的趣事。除此之外,在接近尾声时,他说他知道冯提莫买跑车,视频流出之类的事情,引得观众大笑。

回到我手头上的这本“文学卷”:本卷共收录了22位中外学者对22部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与评析。

《关于结构力》笔记

追根溯源,是因为腾讯直播了许老师在香港高校讲的文学课,让象牙塔之内的文学课能够被一百多万非文学专业的观众所了解,这才有了书稿,有了活动。许老师一直活跃在学术界和银幕前,他有着专业的学养,又能说会道,镜头感不俗。事实上许老师这样的人很少,一般而言,有水准的学者不愿意抛头露面,例如钱理群说他害怕被批评;而爱炫的一般都没啥水准。说到底,这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更容易被广泛地获取,学者的威严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各大高校的公开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趋势还会不断加大。作为学者,专心于象牙塔无可厚非,其中的一部分人能为大众普及知识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学者不仅要对本专业有所贡献,更应该为社会担起责任。至少,许老师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他弥合了一部分学术界与业余读者之间的隔阂,恰巧他研究的是文学,这是人人都能读一些,因而他的影响能惠及更多的人。

当然,这些评析,并不是一味地推介和吹捧,更有深邃的思考:

阅读所为现代以前的文学时,我们会感到那里缺乏“深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将其理由归结于他们的“现实”或“内面”,也不应该勉强地去读出“深度”来。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深究什么是“深度”?这个“深度”缘何而生?

从一开始的直播课到这次活动,由大到小都离不开传媒的作用。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具体到这次活动,虽说实际的内容算不上多,但是各个学者的风范,演讲时的语气,姿态,与氛围都是自身内在价值的体现,也是一次良好的文学熏陶。文学不仅局限于文字本身,它最终会成为一个人言行举止的一部分。

《双典批判》的作者刘再复先生就在文章中直指“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终于让我儿时迷迷糊糊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疑问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推介的作品,除了阳春白雪的文学经典,如《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荷马史诗》、《堂吉诃德》等在世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明珠,更将视野投向了大众阅读的领域—-从常识的维度解构金古梁武侠世界的荒诞不羁;甚至还对安徒生童话的《丑小鸭》做出了自己的关照。

即使在西欧,现代透视法确立以前,其绘画中也是没有“纵深度”的。这个纵深度乃是通过数世纪的努力过程,与其说是通过消失点作图法之艺术上的努力,不如说是数学上的努力,才得以确立起来的。实际上,纵深度不是存在于知觉上的,而主要是存在于“作图上”的……习惯了这种透视法的空间,我们便会忘记这是“作图上”的存在,而倾向于认为此前的绘画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客观的”现实似的。……我们所说的“现实”只存在于一种透视法的装置之下。

正如窦文涛所言,看他的节目观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看如何表达。就拿许老师的讲演来说,可以感觉到,从始至终他都有明确的目标,在心里将内容划分成了几大部分。在说的过程中,他用语贴近生活,深入浅出地讲解,玩笑之余也不会离题太远,这体现的是他的学养与格调。无论如何,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与环境的结合,才能显出一个人究竟是丰富还是浅薄,是挺着的,还是跪着的。剩下几位来头都不俗,但一本正经的恭维,满脸的笑意,毕竟显出了一些丑态。

所以我相信,这部丛书的编者有着真正的深沉的人文关怀。在我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看到不止一次“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的疑问;入选文章的作者问过,编者在“编后絮语”中也问过。可编者没有做出回答,而是以他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应该静下心来,细细的看一些文字;高大上的世界名著也好,被成人世界以抛在一边的童话《丑小鸭》也罢;因为,不管都读懂还是没读懂,开始读,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之所以感到“深度”,不是由于现实、知觉和意识,而是来自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透视法的装置,我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学装置的变貌,故将此视为“生命”或“内面”的深化之结果。

看完整个活动,我心想,做一个知识广博的知识分子不难,多读些书,多花些时间思考,总会有所裨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与追求,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不要把腰弯得太狠,这才是难处。

04

《中文版作者序》笔记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读后感(三):有一种文化叫许子东

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屡屡觉得自己恍若又回到了暌违已久的大学课堂。22篇文章,就像22场讲座,在纷乱复杂的生活中,为我打开了22扇门,唤醒我曾经的文学梦。

我写作此书是在19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报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我是一个非文学专业的文艺青年。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不是文学专业但是爱往文艺跟前凑。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午, 小憩片刻后, 太阳穴隐隐的痛, 却轻松了许多,
百合有淡淡的清香, 在那些遥远的不知名的小镇, 那些平常的日子,
却代表着无限的人生。

据说杜尚的马桶失踪了。假使没有失踪得以保存下来,那一定会华丽地装饰在大美术馆里的吧。这将是一种滑稽。然而,与此相似的滑稽却发生在另外的领域。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有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而对习惯了固有文学的人来说这无疑与杜尚的拿马桶来参加美术展相仿佛。可是,所谓马桶那样的东西不久则成了尊贵之物。往昔立志弄文学的人为数极少且命运多舛,不用说夏目漱石就是这样的作家。但是,到了1970年代他则成了“国民文学”作家受到敬仰。我在那时试图要否定的“现代文学”正是这样的文学。这个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因此,如果在这个时期里,“现代文学”走到了末路,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学习下定义是跟着许子东先生本书学的。这本书开始就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让我是有些乏味的,但是他从时间、空间、语言、性质等方面论证“中国现代文学”定义的严谨态度我是佩服的。可能这也是书中说说的“和科学相反,文学就是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吧。

在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我读完“门罗略大于整个宇宙”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上述几行无意义的文字。

“Nation”乃是通过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而且“nation”也无法还原为民族。……nation的起源并非那么古老遥远,毋宁说就存在于对旧体制的否定中。然而,在民族主义思想那里这一点却遭到了忘却,古老王朝的历史与国民的历史同化在一起了。

对于我这样所谓的文艺青年来说,鲁迅、郁达夫、张爱玲等等这些作家的小说散文更有吸引力。当然他们的生平故事更加深我对他们文字的理解。所以本书在讨论鲁郭矛巴老曹他们这些文学大拿的时候,掺杂他们的人生经历,经历了、写出来就是文学。

而这些文字真的无意义吗?我想,无论何时当我在翻开自己的笔记本见到这几行文字,我都会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更会想起苏更生对“只写普通人的平凡故事”的门罗小说的解读。这就是好的阅读体验,我想;总能让我们在读后想到些什么,写下些什么。

资本制市场经济,国家和民族三者构成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关系。比如,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行动,如果走向了阶级之对立,则可以通过国民的相互扶助之感情加以超越,通过国家制定规则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如此等等。这三位一体之圆环力量极其强大。例如,在这里要打倒资本主义则国家的权力会得到强化,或者在民族的感情基础上资本主义会得到拯救。因此,不应该以三位一体的一个方面为打倒的目标,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走出资本制=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圆环的办法来。

文学不像科学有规律有公式可循,它是越含蓄越好,意思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所以许子东先生说“如果说得很清楚,就不是文学性;意思模糊,左可以理解,右也可以理解,这才是文学性。各种各样的暧昧、歧义、朦胧,都是文学的魅力。”所以

05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四):颠倒的现代性

书的讲义版式我喜欢。留出旁边的空间可以写随笔,让我有一种重回大学课堂的感觉。当然,旁批里面有一些作者添加的备注,读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打个比方,如果巴金是朱古力奶茶,矛盾是卡布奇诺,老舍是红茶,那周作人就是上乘的龙井了。”这个比喻有意思,对周作人这样的有政治问题的作家的中肯评价更是难得。

语言方面,则有网络文章的诙谐轻松,也有正襟危坐论文的高深开阔;而相同的,则不仅仅教会读者要读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该怎么读:

“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就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毋宁说这个客观之物实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

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有延伸阅读。讨论完一个作家后,都会有他的一两篇文章,让读者更好的体会作家的写作风格。比如在讲“两篇文章启动了文化政治的大变革”一讲的后面就延伸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读完两篇文章,他们俩的写作风格和政治志向立现。

从本书的编辑范式可以得知“读些什么”:背景介绍过后是选入该书的正文,为每篇正文,编者都配备了“编后絮语”;之后就是推荐及拓展阅读,我想,“推荐阅读”中的书目对于一个想要读书、想要思考、想要保持理性的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是社会人来说,很足够:

经由“透视法”而从山水变为风景,正如文学中“写实”的诞生,“自然主义”也并非是自然的。

书的语言诙谐幽默。可能也是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吧,毕竟照搬文学典籍好是好,但是学生不感兴趣,课还是失败的。许先生就用比较幽默轻松的语气,把近代文学大拿的种种娓娓道来。论述鲁迅最早的启蒙思考部分,男人控制女人的三个方法——关起来,物质笼络,思想控制,最能体现作者的幽默感。“铁屋”启蒙的悖论部分,作者对现在网络娱乐至死不讲文化的“铁屋”是悲观难过的,我们社会现在需要启蒙精神,需要文化的回归。

“不是要学生像博士研究生那样精通荷马、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某一个方面,让学生接触他们的作品,为的是借此机会让他们接触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思想。”

柄谷行人在这本书里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起源找出来,把这种透视法的倒错找出来,把那些我们现代人认为本来如此的认知重新历史化。

许先生对现代文学大拿的概括很到位。比如近代男作家大多幼年缺少父亲,他们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生活困苦,所以心理上有阴影,难免作品中对父亲的形象刻画上掺杂怨恨。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概括就是上面提到的“奶茶红茶龙井”论了。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曾经精辟论述过参禅的三重境界,就是著名的—-

与“风景”的发现类似,内面、独白、儿童、病也是现代性的装置:没有忏悔制度前就没有需隐蔽之事;没有儿童的概念之前就没有真正的儿童;现代医学创立后造出了更多的疾病。这都是现代性的“颠倒”。在日本现代文学里,这种装置的物质性基础就是“言文一致”。

书中唯一不感兴趣的就是沈从文的部分,不怪作者讲得不好,只是个人爱好的原因。阅读本书的遗憾就是“周氏兄弟与二十年代的美文”只有存目,没有文本。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跟我们如今一般认为的不同,“言文一致”的制度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过去的“言”也不是过去的“文”的文体,它是一种新的文体。但是言文一致体一旦确立起来,人们就把它的起源给忘了,渐渐认为只是把“言”转移到“文”的一个过程。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人在阅读或创作所谓言文一致体时,比传统汉文更难更要命。我们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时,也总觉得白话文运动后的文体是言文一致的、符合大众口语的、更能准确翻译外国小说的文体,但事实上是那样的吗?不如说我们现在的趣味和阅读能力倒是被这个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所培养的,才会产生这种颠倒的错觉。

阅读本书,很多收获,也有小遗憾,或许这就是文学特有的魅力,这就是许子东的特有魅力吧。

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情节、深度、结构力,这些现代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及规范性的文类,在柄谷行人这里也同样被怀疑。他剖开了那些“理所当然之物”的起源和历史。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读后感(四):2018年,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

“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一节,对我来说值得参考的就更多了。言文一致的政治性和民族国家意图,是讨论现代语言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自从知道许子东出了这本书,就一直想买,辗转好久终于买到。昨晚看到一点钟,终于看到最后一页,怅然若失。

在小学、中学语文课堂上,在语文课本上,囿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更受制于应试教育的桎梏,我们只能浅显地学习一些中外名著的选段,最多也只在高中时学过通篇的欧•亨利的短篇;而凝结于这些中外文学名著之中沉甸甸的思想精华,及其中闪烁的理性光辉,也在无数次的对“中心思想”的提炼和对“划出重点句子”的过程中被消解直至所剩无几。

最后摘一段非常精彩的:

其实我不喜欢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总是觉得政治气息太浓重,过去看的大多都是英美文学。但是我很喜欢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毕业论文居然也是选择了现代文学作家。像许子东这种,一上来就给你讲定义的作者,我是喜欢的,证明他是真心想让你看懂这本书。我特别喜欢这种课堂实录式的书,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上课吧。

也许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编者认为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以让我们体味名著的丰厚,所以,老师们只能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方式来向我们灌输“文学的意义”;记得我高三时有本参考书就叫“高考语文备考手册”,里面列出了几乎所有中外文学名著的主要内容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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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论争,我们不应该去追究论争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总是作为对立或矛盾而构成的,所以,论争这个形态才是使‘问题’得以存在、发生的关键。我们对于现实的东西恐怕只会通过对立或者两分法来‘认识’,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该懂得‘问题’只有通过所谓‘作图’才得以存在。最为论争而形成的‘问题’在揭出了某种东西的同时,也会把某种东西隐藏起来。‘政治与文学’论争也好,‘战后文学’论争也好,都是一样的。对立所隐蔽的是差异的多样性。为了解读‘无理想论争’,我们必须拉开距离来看他们由对立而形成的意义及‘问题’的场。”

和我们的课程对比,许子东讲得更粗略一些,但是多了很多引申内容,整个形式看上去更像是讲座。内地的大学在讲到中国现代文学时,多是以作品为切口,注重文本分析,然后结合作者的生平。但是许子东这门课是以作家为中心,这个视角在我们看来是很新鲜的。但是他不太会去关注作者的生平,而是更多地告诉学生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他把现代作家大概归类,然后特别指出张爱玲是独特的。

而等到我们长大了,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与体悟,在“滚滚红尘中”翻了两翻后,如果我们还能静下心来拿起一本文学名著,我们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读出不一样的感觉,也即“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向莎翁致敬》,你能想到这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称,原来是一本三流小言小说的名字吗?米兰•昆德拉及其《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都快变成文青凹造型的道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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