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游戏平台网站狗日的文学,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刘大先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是一本由刘再复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0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说狗日的,肯定是粗俗,农耕糙文化。但这话不是胡说的产品,咱也是引经据典的,话有出处。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一):理论的张力与学科的悖论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一):如何让文学带我们领略人性深处的多种可能性

狗日的文学,是陜西籍著名作家路遥的语录。

颜水生

文/友竹

路遥的名字,恐怕现在社会上逐渐进入江湖主流的80后,90后们是陌生的。路遥的作品,年长些的或许有模糊的记忆,如《平凡的世界》《人生》等。

摘要:《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文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开拓了思维,增加了学术深度,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开辟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新思路,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总体思维的控制下,有可能陷入了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陷阱,也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化和非历史化的误区。

好的文学作品能够写出人性的真实,向人们传达人性深处的声音,从而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品尝不尽、回味无穷。关于人性的真实,高行健指出,真实不是现实表层的真实而是现实底蕴的真实。这就纠正了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真实是现实的表象,生活的故事,而忘记了真实的根本是人性深处的各种可能性。

记得路遥,是因为我看过人生改编的电影。故事也简单,一个叫高加林的农村后生,有了文化后,进城还是回乡,村里有爱他的女娃,城里又有中意他的姑娘,很烦很纠结很难下砝码。没有重彩浓墨,淡淡的写意画,定格了一个社会变革阶段的人脸。文学这个玩意儿,和绘画和建筑艺术不同,人家是画皮留骨的,文学是钻进肚皮里切脉络,找神经,把时代的骨髓和血相留住了,也即准确表现了时代横断面。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吧。

关键词:现代性;全球化;总体化;少数民族文学

所以,所谓真实的人性是没有绝对的好,也不存在绝对的恶的,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带有多重暗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经典文学作品中频频发现经典文学人物人性深处那极为复杂的多方冲突。人性冲突的多方面呈现才能使人物的性格张力充分展现,而这正是文学作品牢牢抓住人心的根本。

路遥的才华横溢,可惜他英年早逝。1949年生,1992年就因病归西了。在中国文学界,他走的有点过于仓促,不然一定可以成为巨匠。现在文坛上号称巨星闪烁,阿猫阿狗只要讨人乖巧的叫几声,有插翎子的捧几下,巨星的商标就可以沾上。于是就能有了名片上写不完的衔头,出场费也有了明码。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时间也必然证明它的学术价值与学科贡献。笔者主要以《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基础,试图揭示刘博士著作的成就与问题,并希望能引发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但是,本书告诉我们,作家要抵达人性深刻的真实绝非易事。历史上种种文学思潮和创作实验,总的来说都是为了抵达人性更深层面而作的努力。但是,就我国的文学发展情况来说,作家想要抵达真实的人性,却常常成为创作禁区。以下两种错误的理念常常导致这个问题:一是把“主义”当作创作的出发点;二是把“社会批判”作为创作的出发点。

路遥没赶上好时光,如果他活到今天,一定不会骂出狗日的文学。他走了后的20多年的世界,是他梦不来的风景。他若活到现在,估摸着有两种结果,一是更加深沉,当年笔耕的辛苦,呕心沥血才让它短命。今天的故事,上心的作家得把肠子肚子挖出来祭笔。也许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力作。还有种可能,路遥或许彻底抛弃了狗日的文学,在作协的写字楼里弄到一张很大的班台,有衔有车有秘书,笔墨生金,坐台就有出场费。他有条件啊,陜西的大作家其次,关健他在50年前还住过梁家河的窑洞,和大大彻夜倾心相谈过的,那是不一般的情分啊。

一、 理论扩张与现代性危机

须知,种种“主义”最易使人性陷入概念化、公式化而变得不真实。
“高大全”式创作方式如此,今天的穿越文、霸道总裁文同样如此。总之,这种以丧失文学性为代价的写作方式不可取。我们不提倡作家将“社会批判”作为出发点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热衷批判社会的态度不可能引领作家真正进入人性的深处——一个作家所有的揭示、判断都自带某种认定自身正确的光环,所以很难进行客观叙述。

少年才华毕露,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活40岁的路遥太惋惜了。功不能尽使,力不能尽用。做文学是熬心的事,笔下流出的不是黑字,是感受了社会现实后,加了心血炖出来的情感和精神。你看中外历史上的大文豪,俄国写《当代英雄》的莱蒙托夫,还有我国唐朝不逊于李白杜甫,号称诗鬼的李贺。都是少年才气闪耀,声闻大地,可怜都是活了27个华年都撒手人寰。所以,聪明人千万不要做文学,上了这条道的不是一根筋,就是神经病。若有这份心力,股市上弄钱,或者弄个干部,上好的日子过。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刘大先博士都是信手拈来,不仅增加了著作的深度,也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可以肯定地说,理论性是该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刘大先博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作出的重要贡献。长久以来,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依靠政治保障在学术体制中占有稳固位置,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依然在学术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当今理论过剩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理论的匮乏,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范围内已引起了必要的反省,早在2005年,刘博士就在《文艺理论研究》撰文指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地位,且话语系统陈旧”
。2012年,汪娟在《文艺报》发文指出,“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放置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尚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处于自我失语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理念上可以说都相对滞后。”
上述观点应该不是危言耸听,而应该是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刘博士从问题出发,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提出要吸收借鉴民俗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正是这种学术追求的实践产物。毫无疑问,刘博士的批评实践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张力,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显示了必要的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的内涵与魅力,探索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那么,今天的作家要如何返回文学的真实,向人们传达人性的声音呢?本书告诉我们作家的文字应该“有感而发”,这意味着文学是出自生命的需要而发,出自心灵的需要而发;而绝不是因有利可图而发,因政治需要而发,因世俗目的而发。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学与自我的命题,也是本书特别强调的一点文学常识:从事文学的第一条件是必须说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

狗日的,这是句骂人话。可在山西陜西等北方省份,在村街在家户,这句话是常挂嘴边的,不一定非是恶毒的攻击,多是不如意的发泄。

在刘博士的理论体系中,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现代性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基石,不仅是因为刘博士强调现代性理论在著作中的贯串,“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会作为一种隐伏的背景伏藏在本书叙述的始终”,
而且是因为现代性本就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核心内涵。无论是汪晖教授,还是刘大先博士,他们对“现代中国”的阐释都突出了现代性的总体性意义。笔者也曾对现代性也有过无限的憧憬,博士论文《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也正建基于此。笔者也曾窃喜,现代性理论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似乎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任何学科的大门。或许,我还得继续用现代性理论去不断地敲门和开门,因为我正在构思的一部著作初步取名为《现代性与时空形式》,但这应该还不是最后的终结。然而,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无论是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还是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大家都对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单就刘博士的专著来说,现代性的话语实践至少引发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现代性对文学性的压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文学性处于现代性的淹没之中是不争的事实,或许刘博士原本就对“文学性”概念持批评态度,认为文学性观念“其实是把文学非历史化了”,
但是在现代性的宰制之下,文学被充分总体化了,现代性贬抑了文学性。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该著作以“少数民族文学”命名,刘博士的主观目的也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该著作中似乎只是个点缀。刘博士在绪论中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概念辨析时,对“民族”和“少数民族”进行了详细的知识考古,然而当涉及“文学”和“文学性”时,作者抛弃了知识考古方法,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文学”和“文学性”,这种写作方式或许就是个隐喻。第二,现代性对不平衡性的压抑。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常常意味着确定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
刘博士顺着汪晖的思维给“现代中国”作了界定,“‘现代中国’并不是标指特定的时间段落与政治形态,而是概括从晚清已经开始的在外来冲击和内发裂变交错下的总体氛围、环境和心态”,
刘博士也给现代性“确定了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认为现代性是从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晚清起源说在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晚清起源说必然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据国家民委网站对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有部分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这些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的文学是如何体现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刘博士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入到‘现代中国’才能够被清楚和有效地说明。”
刘博士把现代性普遍化和总体化,正如阿尔布劳所说,“是企图开发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系统,并且用这个系统理解一切现象”,
这种总体性思维是一种征候,它表明了现代性的过分扩张。

能够守住自我品格的文学家,应该是这样一类创作主体:他们冷静地洞察人性与人类的生存处境,他们拒绝一切浪漫、夸张、膨胀,面对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人和人的生存条件,他们既正视社会的复杂,也正视自我的黑暗。在此,可以拿曹雪芹的《红楼梦》来作一说明。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宫廷斗争内幕不可能不了解,但是他并没有写成政治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将其写成了反映真实人性的动人杰作。

路遥的原版,狗日的文学这句话,据传是源于他的文学作品获奖。作品在北京被评了大奖,按说是应该高兴的跳起来的,他只高兴了几分钟,马上眉头皱起了。原因是,一分钱还难倒英雄汉,去北京一个来回,汽车火车还有旅馆费,好大的一笔钱呢。路遥愁坏了。最后还是同胞兄弟给他帮助了几千块。在临上火车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憋出一句,狗日的文学。是的,麻烦的根源就是喜欢了这种又恨又爱的码字营生。

二、时空视域与学术生产

然而,对每一位作家来说,写出人性的真实与生存环境的真实,都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人性极为丰富、复杂,生存环境也极为丰富、复杂。实际上,人性本身就是人性困境,生存环境本身就是生存困境。看起来人人生而自由,实际上却处处枷锁。既然如此,我们要求文学展示真实的人性还有什么意义吗?当然。因为文学对于我们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我们超越眼前的困境而进入保持和充实生命的本真状态。

文学这种东西,太入戏了伤神伤心。作家为什么是神圣的名号,胡说以为这个名号是仅次于佛爷和菩萨的。佛菩萨自己艰苦修行,读懂了世界,后来把自己也搞明白,觉悟了以后就普渡苍生,用心来启发大众,减少挫折,减少灾难。作家呢,做的是灵魂加工的活儿,挖苦心思的呼吸现实的气味,把这些灰白的生活还要加料做菜,讨好的编成一段段故事,给俗世男女做出一道道文化餐,让人们透过迷雾看到现实的本质,把美好和正能濡化到人的心间,把历史定格在一面。辛苦吧,狗日的文学。

时空维度的凸显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空间维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从时间维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由来已久,但以往的研究大都限制在历史叙事,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只是时间的组成部分。刘博士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放在时间维度中进行阐释,不仅赋予历史叙事以哲学内涵,而且赋予时间以本体论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知识生产。首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由历史叙事向历史哲学的深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进行了充分研究,尤其是突出了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特征,正如德塞托在《历史书写》中提出,“历史学家只是‘围着’权势在转。在所有现代国家里,从历史论文到历史教科书,它们都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教育性,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刘博士不仅考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演变过程和意识形态特征,而且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放置在现代学术生产的转型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从建立到书写其历史,一直笼罩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观念之中,这种观念经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多思想流派的洗礼,已经变得摇摇欲坠”。
刘博士从历史哲学角度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次,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历史分析向时间哲学的深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时间性是历史性的必要条件,“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
刘博士把历史放置在时间范畴中进行分析,突出了历史与时间的统一,以及历史性与时间性的统一。最后,促进了文学史观的阐释和转型,刘博士分析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历史渊源,并且提出多民族文学史观包括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学、多历史等四个层次内涵,在李晓锋与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语言”,促进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阐释与转型。综合来说,刘博士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提升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二):文学,人生的必修课

作家,概念细掰开说,就是创作是专业,发现是本分事。这种行道的残酷性就在于和别的职业不同。一种事业的深化成功,就在于一根触须的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必有成就。作家不是。作家是天然的操闲心,像海里的水母一样,长着无数根的触须,扫描全方位的动静,与己关系的事,不相干的风吹草动都走在心里。外界一丝一缕的情感,自己憋在那里会掰扯成千丝万缕。然后写成诗,编织成故事,给作画编舞留下想象,再弄成哭笑哀乐的戏剧让人们欣赏。所以文化对人来说,是逃不脱的熏染。吃饱喝足的,肚皮欠缺的都得去文化。文化呢,得先有文学加工了灵魂,然后再披上戏剧,绘画,书法,舞蹈,音乐等外衣,现在时髦了,动漫,游戏,呵,掉到地上,大众共享。娱乐死了,是你自己的责任,电影局文化局蛋的过失找不着。人类演化的各种艺术,说来说去,文学肯定是艺术之母。作家的角色,和丑陋的老母亲一样,孩子一个个长的漂亮俏俊,自己却辛苦的老迈。你看古往今来,遇到讨厌文化的皇帝,从秦皇到清祖,首杀的就是码字的作家。遇到歌舞升平发财的年代,作家是鸡身上的肋骨。所以,路遥为什么说狗日的文学,大概是发泄存了好久的郁闷。亲爱的路先生咋死的,他是肝硬化肝腹水,一直心里不痛快,把人间的戏变成自家的戏,陷进泥沼里出不来,呜呼哀哉了。哼,狗日的文学确实害人不浅。

空间转向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刘博士具有比较扎实的西方文艺理论基础,敏锐地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他提出,“少数族裔文学由于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特定位置,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切入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刘博士运用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强调了空间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正如刘博士所说,“在历史与书写的僵局中,空间视角无疑增添了新的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
综合来说,刘博士的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理论的综合性,刘博士熟悉西方空间理论,历数了自康德以降的众多空间理论家,实际运用了列斐伏尔、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空间理论,综合了心理、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观点,显示出较强的理论综合性。第二,思维的辩证性,刘博士不仅看到了空间理论的优点,也认为空间维度的过度思考有可能堕入“分裂主义”或“拜物主义”,展现出刘博士具有较深的辩证法素养。但是,刘博士的空间研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空间理论视野中展现的大都是理论和民族,而非文学,刘博士擅长从理论到理论,弄得云山雾罩,在广阔的空间理论世界中更难寻找少数民族文学,确切地说,刘博士是在运用空间理论分析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民族文学。第二,部分理论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资本空间规模流动造成的现实,在话语层面衍生为一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对立。而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恰恰是一种近代发生的现象”,
刘博士在阐述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列举少数民族发展的事实来证明,笔者觉得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并非只是在近代才发生的现象,“地方性”应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所谓“全球化”与“地方性”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全球化”与“地方性”实际上是一种辩证运动,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阿尔布劳指出,“全球性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地方性程度的相应降低”。
刘博士把“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立归之于资本,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资本所引发的空间生产有过充分论述,但问题在于,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全球化在中国也只是晚近的说法,资本在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刘博士想象的那么重要。总之,在空间理论的总体化视野中,刘博士把现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空间生产非历史化了。

从小到大,文学作品便是阅读的主要对象。除去教科书的文章外,四大名著、世界文学、杂志期刊、甚至武侠小说与如今盛行的网络小说,都同属于文学范畴。可究竟文学是什么、有何特性、带给人何种内涵,却从未细细思量过。由著名文学家、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如手术刀般精确剖析了文学的方方面面。

好在改革开放了,怀旧文学,伤痕文学,热闹了多少年,一下子又被互联网捏住了麻穴。码字的杂志、报纸突然变成没多少人带见的丑小鸭。谁还顾得上思想,游戏足够耗时间,全社会的男女都忙着发财挣钱腐败。除了作协那些个老码字匠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作家成了最不称钱的浑号。谁要再靠码字去养家糊口,方便面必须是家常便饭。有了视频,有了随手的自媒体,厕所也可以编出喷饭的段子,要作家何用?会逗人笑的,长两条好大腿就巨星了。狗日的文学,路遥真有先见之明。心脏跳动就好,温柔躯壳了,灵魂有没有真无所谓,只要眼晴是雪亮的,走在路上别错过掉在地上的金子。

三、 总体思维与学科困惑

这本书所说是常识讲座,却深入浅出的道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信手拈取几条品咂,不仅回味无穷:

作家,文学,狗日的骚动越来越少了。谁敢说文化沙漠了?可是闹艺术的越来越多了。书法家,歌唱家,画家,舞蹈家等,大师遍地走,专家教授多如狗。这些快乐艺术好啊,开心鸡汤,可以设计金银杯子玩奖场,可以复古跪礼收虔徒,多好玩儿啊。码字的傻子廖若晨星。况且,码了谁看呀。码字的事情是掏心挖魂的,经常把藏在骨子里的肮脏抖擞出来,给美丽的世界扒出粪来,尽是制造烦恼的多不好。想码也行,你看现在诗人满天飞,风花雪月,圣贤赞歌,或者跳进林妹妹葬花的河里,或者爬进皇家皇妃的坟墓堆中考古,学习人家二月河。呵呵,狗日的文学。

总体化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在总体化思维中,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被总体化了。总体化方法在该著作中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总体化揭示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等概念发展的事实,比如刘博士在分析“少数民族”时提出,“前现代的中央王朝与地方族群关系格局中,自然存在的少数族裔共同体,缺少明晰边界的主体;现代以来,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的生长过程中,规整为总体化主体中的多元构成元素”,
刘博士不仅分析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而且分析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其次,总体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和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一直都是“国家学术”,正如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开始就是以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多民族文化文学共同繁荣为目标和价值诉求的”,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因此,《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也隶属这个总体目标。不可置疑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总体化方法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拥有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更富有价值,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和总体化方法的作用,从黑格尔到卢卡奇和萨特等思想家都充分运用了总体化方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具有天然的逻辑优势,“总体性话语使民族、社区、国家、文化、家庭、尤其是社会都服从于这一纪律”,
这符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文学的功能界定为“见证真实的人性”和“见证真实的人类生存环境”。

文学,狗日的,虽然它是千秋万代的东西,虽然它说起来是民族的气,民族的魂,可它弄不来鸡的屁,它似乎和每个人家过的好不好沒任何毛关系。我们有的是世界顶尖的高楼大厦,有足够宽的大马路。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总体化方法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在总体思维中,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总体性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并非共时性的。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才得以诞生,并且成为一个可以在学术上进行探讨的话题”。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诞生,也才得以成为一个学术论题,然而刘博士把“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共时化,有可能压缩了“现代中国”的内涵,也有可能压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其次,总体思维也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总体化困境。阿尔布劳指出,“总体性话语的最明显的运作方式是通过系统观点表现出来的,这种观点运用类比的思维方式并常常把民族国家社会与其他系统等量齐观。”
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由于总体化方法的强大支配力量,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等概念成为普遍性的观点,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现代性的附庸,也有可能遮蔽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当代学术中,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都已经成为普遍性概念,阿尔布劳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事实并提出了尖锐批评,“‘全球化’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但是,对这个概念的随意滥用,并不是反映了它的扩展,而是反映出当前的理解的局限性。”
这种观点值得深思。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都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也具有天然的历史和逻辑基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民族特征是它们的天然优势,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逻辑基础,不能偏信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的强大力量,而故意忽视这些天然基础。在总体化方法中,现代性的强大控制力必然压抑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也必然消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

这句话既道出了文学描述的对象——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环境,又点明了核心在于真实。

或许也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意识到,狗日的文学,也许就是山寨壳子里的软件。那个忽视了的中国芯,要比高大的骨头架子重要的多。

参考文献:

文学弥补人生缺陷与人格缺陷,让人们从“物化”、“异化”的技术、公式中解放出来。

狗日的文学,你是什么命呢?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如今人们更多的追求物质与科技,单一的追求使心灵日渐麻木。文学则让人类的思索从物质转向真实的生活,也从标准化的答案转向复杂多变的人性上。

汪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何去何从》,《文艺报》2012年2月6日第006版。

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具有“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三要素。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光从三要素而言,就恰恰点出今日人们所稀缺的内容。与生俱来的能力被人们弃之如敝屣,成功学与心灵鸡汤等脱离现实生活的长篇大论反而大行其道。

明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文艺报》2013年10月18日第009版。

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无“用”,即超功利。

[美]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大多数人对于读书都会暗自怀疑:读书到底有什么用?熟不知,无用之“用”最是可贵。这就好比练武之人的内功,若无内功,招式不过是花拳绣腿,若内功深厚,则可折枝成剑。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文学的两大天性——真实与超越。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文学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生的巨大困境,因此它必须基于真实,忠于人性深处的各种可能。但它又势必超越时代与个人,那些反映人类根本困惑的作品,最终成为跨时代的经典。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文学写作必须去学生腔、去教化腔、去文艺腔,只讲述、不表演。

[法]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此话简直就是对中国学生时代文学教育——鼓励用辞藻堆砌,用排比喊口号,点中心唱高调,结构固定是起承转合、起因经过结果、论点论据论证等套路——最好的“打脸”。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文学创作是因心灵有所需求,是有感而发。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26-427页。

文学本身是一种释放,良知的释放、自由的释放、灵魂的释放。好的文学作品绝不会来自空洞的功利目的,因为文学本身是创作者生命的一部分。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273页。

文学具有净化、警示、范导等潜功能,文学教育通过“心灵自觉”实现。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文学的作品不是显性的,既没办法让人马上脱胎换骨,也没法产生名利双收的效果。它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养,让人看到生活更多的可能,滴水石穿的凿开原先固有价值观的樊篱。当然,这要在读前心灵敞开、读后自省反观的前提下。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文学渗透于自然、宗教、自我、政治、艺术、人生、道德、文化、天才、状态等各个领域。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4页。

总而言之,文学与人类各种生命形式密不可分,在各类困境中文学观都在启迪人生的诗化。正如后记中写道:“这启迪不仅是对宇宙、世界、他人的观照和体认,更是一份自知、自明与自省,是“转识为智”之后的“明心见性“。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回到自己,近几年我的精神世界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遨游,尤其是那些洞察人性的经典作品,让我对观察世界的角度、思考自我的位置、进而是我的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不敢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至少在“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上有所裨益。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文/卢育涛 2016.04.23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三):文学常识讲解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文学,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以至于没有人真的能够说清楚什么是文学。如何去讲述文学,不同的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一套方式。木心的一套《文学回忆录》让读者遇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文学讲述,而刘再复的这本文学讲义《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也将带领读者走进另一个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像牛津通识读本中的文学简介讲得那么深奥晦涩,参杂着不少专有名词;也没有像木心讲述那般穿梭在古今中外的时间线上。刘再复要说的文学,是文学一些常见的内容,他称之为常识的内容。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讲义从为何要开文学常识课开始说起,简单说来是介绍文学的作用,也算是老生常谈的内容了。谈完文学对人的意义之后就进而介绍什么是文学。显然,刘再复先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他给出了一个理念:认为“文学史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这是刘再复先生根据自己认为的文学三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架起来的一种理念。在他强调的文学中,自由是第一位的。但是自由不代表瞎扯,毕竟,真实才是文学的第一天性。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4页。

文学具有真实性,也具有超越性。刘再复先生对这两点的总结恰到好处。即便文学的其中一个重要要素是想象力,而文学的本性依然是真实的。它源自真实世界,在人的内心中发出对世界的波段折射到文字上去。文学的第二性:超越性,则是从现实世界中抽离,把文学上升到“审美境界”高度。审美境界是文学创作者在创作中需要努力的,超越现实主体,超越现实视角,超越现实时空。当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们透过他们的文笔将文学本身上升到“审美境界”的高度的时候,读者也能够在其中获得曼妙的文学享受。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1期

文学的高度的达成,除了要依靠文学的三要素之外,还需要去除没有必要的东西,三腔与旧套就是必须要拿走的。我们这个年代对这个东西实在太熟悉不过了。当然,革命年代这个东西更多。现在那些没有被称之为文学的微信上的内容,到处都是腔调和旧套,那些在排行榜中书籍,不仅仅文字本身充满腔调和旧套,连封面都差不多。这些即便被称之为文学也不能够达到“审美境界”,不过是一批批复制品。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之作

也许有人会说,你行你上啊!很可惜,真的上不去,但是对于文字本身,读者具有批评的权利。对于文学常识,刘再复先生也谈到经典的阅读和文学的批评。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谈到两个:一个是文学的精神内涵,一个是文学的审美形式。对于文学的批评,当然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评论,而是由文学本身来讲述。

——论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刘再复先生对于文学的讲述,并没有因为经典的讲解而结束,接下去讲得更多的是文学对社会对人生的辅佐功能性的话题,而对于这些内容,则是见仁见智的了。我们作为读者,面对长者的人生经验,也则是审视而收了。

张丽军 史胜英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四):走,去港科大修门文学课

内容提要: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

第一次对刘再复这个名字有印象,是读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谈》,心想以李泽厚的自负,能用“对谈”一次给刘再复,足见此人不简单。后来在网上找来此人简介,感觉骨子里虽然是经过文革的,脑子里不可避免会被灌粪,但80年代移居美国,执教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名校,应该被清除不少,而且若无些斤两,也无法在国外混那么久。但一直对他的书没有特别的兴趣,直到这本《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忽然间有了怀旧的味道,尤其是封面写意山水画,让人想起了《大唐双龙传》里江中垂钓等寇仲的宁道奇。

关键词:刘大先 少数民族文学 空间现代性 学科史

这本书,其实是刘再复在香港科技大学讲的一学期课的录音整理,这里也不难发现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十年之内成为世界名校的秘密:选修课级别的课程,都延请一流的学者任教。而正因为听众是理工科学生,所以作者这本书的内容很注意把握分寸,很注意深入浅出,是把对象当做零基础的人来讲的,因而也是这门课更适合于大众阅读。尤其是适合大陆读者阅读,因为作者是从大陆的体制生长出来的,对于中国文学“三腔”恶习、对于文学在中国的婊子地位有切身的感悟,因而也在着力祛除这些因素。大陆的大学生尤其要读一读此书,可以尽快洗刷中学语文课对灵性的戕害。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这本书共有二十二讲,其实就是观察文学的二十二个维度,虽然不可能穷尽,但也极其了不起了。比如,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文学的超越性问题,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文学的真,就是真于本心,然后才可以谈超越,又比如作者去三腔与除旧套,真是击中了大陆文学的痛点,但不知道香港学生是不是会有同感?

现代化中国的车轮以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扫过中国每一寸土地,渗透进华夏文化的每一角落。少数民族文学亦由自在自为的前现代状态走向现代,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逐渐确立起学科的自足性、主体性地位。应该说,历经一个世纪左右的现代化探索和文学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架已大体形成。少数民族文学以独特新奇的地理空间为书写背景,以古奥神秘的宗教与传说为叙事题材,给读者以从未有过的“异质性”想象体验,为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学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国文学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一定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精神文化意蕴和原始生命强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发展,从沈从文的湘西叙事、老舍的京味小说到霍达的穆斯林书写、当代阿来的藏地书写、萨娜的鄂温克族叙述等等,都极其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越前进,展现当代大中华文学的艺术风采和精神魅力。

但是,这本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莫言丑陋文学的推崇,作者先讲了审美和美感,然后强调莫言是“金庸之后又一天才”,这是瞎扯淡的,看来诺贝尔奖对于文学理论家有足够的震慑力。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这本书整体已经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学教材了,读后对文学的理解肯定能上一层楼。

在这样一个大中华文学日渐繁荣的基础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亦在不断地开创与反思中达到新的高度。在日渐庞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中,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实在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版图来加以考量,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而且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刘大先才思敏捷、视野宏阔,不仅汲取江南文化的灵秀和北方文化的豪迈,而且远赴美国进修学习,同时深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大地深入考察,在多方面的学习中兼得较高理论修养、良好艺术感悟力和珍贵的民间大地情怀。这使得本书的写作呈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新颖的理论创建和接地气的批评实践品格。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语言恳切,用词平易雅致,娓娓道来,流露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素养、文字功底和深厚人文情怀,其知识面和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非但不使人觉得高深疏离,反而是平易近人、亲切感人。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一次极为美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史、文化史之旅,正有艾柯的“悠游小说林”之感。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五):拉呱式的文学知识课

一、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回顾与重绘之可能

当年身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是被文学给折磨的好惨,一会古代文学、一会现当代文学、一会世界文学……,最后还又加了一门文学理论,虽然,每到考试,那不是一般的惨,就算是一身的膘也挡不住啊。因为,有那么多的流派那么多的时代文学作品特点那么多的我实在背不下来的东西……于是,考研时毅然决然选择了简单的汉语。可使世事难料啊,这个学期我竟然有了一门文学课。于是不得不重新触碰文学理论,重新认真去学习。可是如果让我重看一遍大学的那些教材,打死我也是不愿意的。于是就开始折腾,终于折腾到一本刘再复先生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只一句“文学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就吸引了我。对哦,所有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心灵的一种外化形式。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是从这一民族的文学史中获得的,文学史的最基本功能是确立经典、设定标准。
此外,文学史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自我的系统的认知、介绍和传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对话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学史作为文学与历史的交叉,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文学性;既是一种史的再现,又是一种像文学一样的叙事,是描写过去事情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也作为一种叙事文本被纳入文学的视野。
文学史的书写策略有多种,多因书写者的文学观念、历史观以及价值判断、书写着主观目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所提到的五四以前,中国文人普遍持有观念论的退化史观书写,提倡复古主义,厚古薄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西方进化论等理论的影响,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文人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口号,提倡观念论的进化史,颠覆陈说,使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

刘再复先生的二十二讲里的文学理论知识宛如春天山涧里的一抹新绿,柔然却坚韧,吸引着你所有的心思。记得每次上文学课时,老师只是简介这门课是什么讲什么,却唯独没有从其中抽出“文学”两个字去细讲。而刘再复先生却用“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两讲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本质,知其然所以然,了解了什么是文学,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学习,才能够去更深地感触文学的特质,如此才能对文学有更好的认知。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对学术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详尽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历史,从晚清文学立科时期的文学史、民国进化论与科学话语笼罩下的文学史观嬗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确立与族别文学史的书写、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认识的充分性、在国族文学史中的定位的准确度、及对当下存在问题思考的深度都在不断强化超越。对于“史”的考察,著者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站着宏观的历史的角度,以详实的中外文献充分论述各时间段的历史书写,并对历史现象探其本质,究其成因,拨开纷繁谜象,厘清内理,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文学观点其实没有绝对的错与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刘再复先生这种只说“干话”不说“绸缪话”的阐述风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很容易让别人挑出毛病。然而,刘再复先生没有说“绸缪话”,因为他的每一句“干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可以让读者超越人生的平淡状态而进入诗意状态”的观点恰恰委婉地指出了目前文学常识中的一些问题。文学作品本身既然是诗意的,那么来阐释这个作品的理论也不应是枯燥的、硬邦邦的,它更应该是一种走心的理论。唯有走心,读者在和作者达成一种浅层次共鸣的基础上,才能从理论角度对文学作品做出阐释,才能和作者达成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

在对文学史书写的考量中,刘大先意识到,“文学的历史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不仅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更多的是暗含着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但是“每种文学是叙述必然需要文学观念的确立”
。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任何书写离不开时代语境,故对于文学历史的书写总是在时代的视域下。而话语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过:“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那么,在汉民族文化西方文学观念占主导的当代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如何叙述少数民族文学成为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六):答疑解惑识文学—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一,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文学史书写者对本国文化的“救亡”主要集中对于主流文学和能与主流文学相衔接的部分少数民族文学,而对于展现独特性、差异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则无暇顾及;其二,西方学术理论的引入,书写者持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相信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如此则把历史与逻辑不相符合的那部分自动地排除在外了。新中国成立后,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主权确立,少数民族成为国家主人,少数民族文学史才得以确立。而文化与政治不是亦步亦趋的,总存在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是有形的、可以人为操作的,而文化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其力量是强大的、不容人撼动的。文学在文化的汪洋中无意识地被文化的暗流所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一开始便出于政治目的,为稳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受主流史学观的影响较大,例如,在分期上依照国家的时间法则,在文学分科上削足适履般地套用主流“四分法”的模版,写作模式、叙述结构及指导思想规然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看似统一划归、易于人们接受与理解,但往往这种越简单整齐的事物离其本身就越远。

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蒜精,由此而孕育而生的文学常识更是耐人寻味和琢磨。身为国人,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很有必要学习下我们渊博的文学常识知识。这不仅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这更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充实我们的文学常识理论。

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史如此,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存在这一现象。自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史的书写仍未有很大改观,多是在旧的框架下的小修小补。任何文学史以及文学的书写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缠绕,意识形态正像如来佛的掌心般无处不在。文学是具有审美意蕴的意识形态,若一味追求与意识形态的决裂也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若龟缩在意识形态之下畏之不前,成为意识形态枷锁下奴隶,则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我们要做的是使文学与意识形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张力状态,意识形态不是作为串联文学史的线条脉络,不是文学这匹马的缰绳,而是作为更为隐性的围栏,在所能够提供的范围内给文学更多的活动空间。

最近这些时日,我正在读由著名文学家刘再复推出的《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一书。全方位解读文学常识,用心倾听轻拢慢捻的文学乐章。于这本书册中,我觉得读者朋友们还是可以品味到多彩的文学精髓。

“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如何避免二者的“各行其是”、“彼此双重的盲视和伤害”,如何在大中华文化圈中葆有“活的传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研究者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本体出发,去掉先见,走进其文学内部充分了解文学史,去发掘民族文学的魂魄所在,由以往静态的搬运转为动态的流变;同时要走出民族文学本身,从民族历史、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去体会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以一种多元的、全视角的文学史观,建构多元民族书写模式。刘大先在系统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居于次属系统不被重视的现状与缘由后,阐发将少数族裔文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系统中的可能性;充分列举学者与文学史书写者的构想与实践,阐发以多民族文学史观重述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正如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跨世纪的时候就要提出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就是“大文学观”
,就是既与文学的本质相关联,又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大文学观
。书中提到的“复数”、“多线”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对“大文学观”更为具体的阐释,无疑对于构建多元一体民族文学格局的具有重大意义。

朴素的封面,朴素的书名,朴素之下却时时散发着别样的吸引力。这就是《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带给我们的最初第一印象。哪怕到合卷的那一瞬间,我依旧还情不自禁地回味无穷其间。最初我想读这本书的目的更在于想借助这本书提升自我的文学常识,借此机会更可以分享给正在读书的孩子掌握更多的文学常识。但是我在翻阅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本书的深邃阅读价值。对于读者而言,我觉得只有自己读过这本书才会更深切地参透着字里行间的文学知识点。尽管文学常识很枯燥,但是在刘再复的讲解之下这些常识变得不再那样地泛泛而谈。相反的是,我更觉得如此依靠着实例般的文学作品分析激发着文学常识更深刻的内容呈现。开设文学课程的理由,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文学的第一天性,真实,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等等章节有如润物细无声般地把中国的文学常识逐一细数地分享给了阅读的读者。在通篇的阅读过程中,我很喜欢本书的分享方式。那就是将很多枯燥,单调的文学常识经过提炼,付诸于古典的名篇章节进行实例地讲解。确保着我这个文学常识的门外汉可以大饱眼福地知晓着对应的文学理论。有着举例式的分享,我觉得反过头再来看书中的各个文学常识知识点就更加地形象,生动。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世间,抽个清闲的时间沉浸在《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翻阅中,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虽然外面有着太多的诱惑,但是静下心来细细揣摩中国这些古往今来,博大精深的文学常识也是一件惬意的业余学习过程。读这样的书,不带着任何的压力去翻看,书外的读者潜移默化中却也可以实在地领悟到一些文学常识方面的精髓,开拓眼界,提升自我的精神层面。换言之,《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有着不少的文学常识等待着感兴趣的读者领略一二。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与嬗变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读后感(七):诗意的栖居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以宏阔视野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后,回到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嬗变、身份认同的觉醒与危机。认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术语,它的生成意义在于建构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差异”方面的概念。由于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同所以需要主体的身份认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20世纪末由于思想解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勃兴,认同危机变得空前严峻。刘大先认为危机下导致主体向三个不同方向分化:遵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写作;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觉醒和自觉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路标的西化或自我风情化、殖民化的认同
。这一归类贴切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现状,认同危机的分化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叙事的焦虑。试想强大的汉民族经历一个世纪西方话语的袭击中尤有脚跟不稳的趔趄时刻,少数民族文学在同时面临西方文学与华语文学的双重挤压下,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但是,可贵的是,危机下也极大激发了少数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活力。这虽是冲击之下的无奈举措,可是较之前现代时期无意识的游离状态,这种自觉的主体发现与觉醒不失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一大进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民族个体的进步也是国族意识的进步。

我与刘再复先生偶然相识于《读沧海》一文,我恍惚看见他坐在花间的岩石上,贪婪地读着沧海,为我们揭开这个天与地之间的书籍,读着浪花,读着波光,打开海蓝色的封面,进入书中的境界,看安徒生童话里天鹅洁白的舞姿,看罗马大将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佩屈拉在海战中爱与恨交融的戏剧,他用独特的视角阐释沧海是远古与今天的启示录。他的新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沿用这种风格,从文学的概念、特性、各项要素、功能以及文学与自然、自我、道德、人生之间的关系,多方面解读文学的常识,让我们思考何为文学?

在这三种认同分化中,第一种循规蹈矩,第二种颇为复杂,第三种的先锋性正与民族性剥离。刘大先以乌热尔图与张承志为典型阐释第二种叙事,他们更直接地对民族文化事像进行纪实随笔式的盘点与挖掘,认为“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联合与自觉斗争……强调群体亚文化、个人身份以及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是微观政治,最终归为个人的解放。这较之主流话语更为多元化和复杂化,作家的写作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流变,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进。

他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事业,实际上是自由心灵的一种审美存在形式,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作品都不是一流作品,这里的心灵不仅仅是情感,而是思想。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