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明的怀想,肥瘦之间

一只萤火虫忽明忽暗地飞着。在我周围,黑暗的郊野沉入无尽的死寂中,几乎透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气息。这一切的宁静令人痛苦和压抑。一种无形的单调使我感到窒息。

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里,小女孩珊珊在一次饭局中,当着众多大人的面挑剔饭菜的美中不足:“这尾七星斑太大了,两斤上下的正好。”因此招来她外婆的一頓教训:“小孩子吃饭,嘴挑成这样,将来长大嫁不出去。”

减肥,为了健康,更为了美。杨贵妃不需要减肥,相反,当时的妇女们都仿效她增肥。不知李隆基的审美品位是高是低,只从周昉笔下的《簪花仕女图》来看,当时崇尚的女性之肥胖的确倾向于雍容华贵之美。赵飞燕以瘦之美征服了帝皇,楚宫里为崇尚苗条细腰而饿死不少人。

我很少去乡下,几乎没在那里待过一整天或过夜。然而,由于我无法拒绝那个朋友的邀请,今天我来到这里,感到十分困窘,像一个害羞的人去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我来了之后,心情很好,享受着清新的空气和开阔的风景,午餐和晚餐都吃得很好。此时夜已深,我待在没有开灯的房间,周围那些令人捉摸不定的事物使我的内心充满不安。

中国人对于深谙美食之道的小孩,一直怀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不由自主的骄傲——懂得什么是好吃的,这也是家教的一部分,并且折射出家庭条件的优渥;另一方面,则是诸如嫁不出去之类的烦恼——一个在嘴巴上挑剔的人,在生活的各方面无疑也是挑剔的,对这样的“金枝玉叶”,长辈们当然会担心不已,希望他将来过粗茶淡饭的日子就好。

绘画中有疏密对照之美,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各走极端。艺术美往往体现在特性之夸张中,走极端,犹如疏密之为两极,肥与瘦也是造型美中的两极。吴道子画宽松衣着的人物,人称“吴带当风”;而曹仲达追求紧窄美,衣纹如湿了水般紧贴在身躯上,人称“曹衣出水”。西方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表达感情之任性,形式走极端。马约雕刻的肥婆比杨贵妃胖得多,其实已超越“胖”的概念,而在追求造型中的饱满与张力,即所谓量感美。而当代美国画家奥得罗则更由此道发展进入漫画世界,他的作品形象肥得臃肿到极限,眉眼口鼻都缩成小星点儿,丑中求美,美丑之间难分难解。中国人大都不接受这种调侃之美,但我们欣赏无锡泥阿福。我前几年在印尼海边见到一位肥硕惊人的英国年轻妇女,觉得她是造型艺术中追求量感美的最佳模特儿,返京后我为此作了幅油画。不了解西洋艺术的客人来家看到后都觉得刺激、好奇,我于是解说“这是洋阿福”,他们会心地点头,因而我为此画命名为“洋阿福”。“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瘦”“人比黄花瘦”,中国诗人多愁善感,时时流露出对瘦的怜爱。林黛玉之美似乎潜藏在瘦弱中,弱不禁风也成了一种东方的审美形象。西方现代造型艺术中也追求瘦骨嶙峋之美,尽量扬弃一切累赘的脂肪、肌肉,突出坚实的人之最本质的架构。瑞士的杰克梅蒂于此走到了极端,“人”几乎存在于几根铁丝中,人们评说那属于存在主义了。

我的卧室窗户正对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对着一片广袤而朦胧的繁星之夜,在那里,我听不见微风,只能感觉得到。坐在窗前,我带着感觉去凝视外界宇宙生活的虚无。此时此刻,一种令人不安的和谐,从窗外看不见的万物向白色窗台上有些粗糙的木框延伸,我的左手侧靠在那里,它的旧油漆已有些脱落。

张爱玲小的时候,算是一个典型的小吃客。“我就算是嘴刁了,八九岁有一次吃鸡汤,说‘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什么。我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给它吃了‘二天油’——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我母亲没说什么。我把脸埋在饭碗里扒饭,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张爱玲假装闷头吃饭,实则得意得不行。但大人在褒扬她的同时,也教她“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道理。后来张爱玲于1995年孤独地死于美国的公寓中,邻居们翻出了她的垃圾袋,尽是些大众品牌的牛奶、速泡燕麦片,一小瓶即食波兰小香肠,还有些已变质过期的速冻意大利菜肉饺子。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计较味道,与其童年时代讲究至精至贵比起来,实在显得过于凄凉。而小吃客和小吃客的父母们最担心的也莫过于这样的情形:一朝一夕吃美食,未见得一生一世吃美食。此种极端的境况不见得发生在每一个小吃客身上,但他们此生除了吃,学到的最大本领应是隐忍。

生活中人们追求肥瘦合度,有人说合度就是美。有位史学家开玩笑,说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增高毫厘,罗马的历史就要被改写了。确乎,美丑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形容美,总说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但“情人眼里出西施”,审美往往带有偏见。艺术创作中,审美的“偏见”是独特风格之别,偏见缘于偏爱,而偏爱则缘于发现了别人尚未发现的特色。美术基础教学中要求作业完整,面面俱到。面面俱到了,完整了,是一件可评高分的习作,但绝不可能是艺术杰作。五官端正并不等于美。肥人中有美丑之別,瘦人中也有美丑之别,不肥不瘦而合度呢,也未必就美。美,真是有点邪气!

我曾多少次满含渴望地想象这样的宁静,而此时,如果我可以轻而易举却不失优雅地逃走,我一定会逃走的!在家里,在那些高楼大厦和狭窄的街道之间,我曾多少次假想宁静、散文和明确的现实应该在这些自然事物之间,而不是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文明的桌布使我们忘记它覆盖的那些已被油漆刷过的松木。此时此地,感受着健康和美好的一天过后的疲惫,我却不安起来,我感到困惑,竟有些想家了。

这样的忧虑不仅中国父母有。我认识的一位意大利老先生,是富裕的农场主,有自家酒窖,小时候便尝尽了上品的小牛肉、鹿肉、鹌鹑、肥鹅肝等当时普通人吃不到的好东西。在“二战”人力紧缺时,他家里仍有两个厨子和一个女帮工伺候着,每日变着花样给全家人做好吃的。“二战”末期,他应征入伍,很多亲戚都觉得这个娇贵的孩子“根本吃不惯军队里的玉米粥”,他父亲也担心得要命。可事实证明,一个连的年轻人中,只有他每天吃行军杂粮吃得乐呵呵的。因为在此之前,他父亲教他的是“松露和玉米同是上帝的恩赐”,而一些贫寒家庭的父母则告诉小孩:“你想吃好东西吗,想吃的话就从军去,升官发财才是正道。”抱着不一样的期待去吃,结果自然不一样。后来他因事业辗转于世界各地,每到一地,对味觉都是全新的考验。“那时我想的仍然是父亲的话,所有的食物都是上帝的恩赐,挑剔是比较低的鉴赏阶段。要去适应新的口味,从中发现新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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