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什么用,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始末

《政治与文学》是一本由[英]
乔治·奥威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5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有什么用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一):作为评论家的奥威尔

韩少功

鲁迅当即回复了上述这封信,态度丝毫不暧昧,表达得非常截然。

作为小说家的乔治•奥威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他的两部政治寓言《动物庄园》和《1984》,因洞悉了人类极权政治的秘密而为世人称道,以至于奥威尔都被公认为知识分子批判极权制度的代言人。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包括一些犹犹豫豫考入文科的学子。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吗?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吗?

静农兄:

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兴趣由来已久,他的小说作品在国外已出版了六十多年,但在中国读者的眼里,它似乎历久而弥新,常读常新。尽管作为文学作品,这两部书都谈不上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有多么独特的文学性。只因为奥威尔对极权的深刻认识,尤其戳破极权政治面纱的寓言方式,才成就了此两本书的国际名誉。奥威尔还由此强调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任何对自由的侵犯,哪怕打着善意的幌子,比如苏联的大清洗,都非常危险。

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相对于小说家身份的全球性知名度,作为随笔家的奥威尔,名望要小得多。事实上,除了小说,奥威尔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得很棒,行文极有特点,见识也是卓然一绝。

基本上不能这意思是说除了极少数畅销书,文学自古就是微利甚至无利的事业。而那些畅销书的大部分,作为文字的快餐乃至泡沫,又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街头书摊上红红绿绿的色情、凶杀、黑幕一次次能把读者的钱掏出来,但不会有人太把它们当回事吧?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政治与文学》一书,就是他评论方面的代表作,选自奥威尔的《随笔集》,那原是一个大部头,有五十多篇文章,译者选译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二篇作品,编辑成书,倒也错落有致。全书三十多万字,四百五十多页,相当厚实,基本展现了奥威尔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与政治间对抗性关系的见识。这些作品是奥威尔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生活随笔、文学评论和趣味专栏等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伟大道德力量,堪称英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不过,岂止文学利薄,不赚钱的事情其实还很多。下棋和钓鱼赚钱吗?听音乐和逛山水赚钱吗?情投意合的朋友谈心赚钱吗?泪流满面的亲人思念赚钱吗?少年幻想与老人怀旧赚钱吗?走进教堂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赚钱吗?做完义工后的充实感和成就感赚钱吗?大喊大叫奋不顾身地热爱偶像赚钱吗?这些事非但不赚钱,可能还费钱,费大钱。但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是否会少了点什么?会不会有些单调和空洞?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与正襟危坐的传统评论家不同,奥威尔决绝使用四平八稳、拒人千里的论文腔调,而是施展一种看似野路子的功夫,采用平实、明朗、简洁的写法,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卖关子,不装深刻,更不打太极拳绕圈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很自由,叙述很放松,没有半点对读者说教的意思。就像奥威尔自己说的,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使得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除了要去戳破政治谎言外,还能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审美体验。审美体验,说白了就是,作者畅快,读者愉快,并且彼此在思想层面皆有所收获。如果得不到审美的体验,奥威尔是不会动手去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文化的和有精神的,在于人总是追求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换句话说,人没有特别的了不起,其嗅觉比不上狗,视觉比不上鸟,听觉比不上蝙蝠,搏杀能力比不上虎豹,但要命的是人这种直立动物往往比其它动物更贪婪。一条狗肯定想不明白,为何有些人买下一套房子还想圈占十套,有了十双鞋还去囤积一千双,发情频率也远超过生殖的必需。想想看,这样一种最无能又最贪婪的动物,如果失去了文明,失去了文明所承载的情与义,会成为什么样子?是不是连一条狗都有理由耻与为伍?(情感美文
)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对写作的审美要求,让奥威尔在写什么、怎么写上有着独特要求,比如在文学批评领域,他就更愿意关注大众读者感兴趣的作品和作者,而不是纠结于知识分子圈内的互相表扬,于是他写了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评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众喜欢的作家,离文学精英还有段距离。看得出来他对狄更斯相当熟稔,哪里好,哪里不好,甚至将他与托尔斯泰进行比较,都如数家珍。奥威尔还提倡了一种阅读和批评方式——好的坏书,指向那些没有严肃的文学派头,但在没有严肃作品可读的情况尚能阅读的作品,不关乎现实,甚至逃避现实,比如侦探、幽默等等纯粹迎合人们阅读消遣的作品。但奥威尔的态度复杂,不想一棍子打倒,但兴趣显然有不大,誉之为好的坏书,倒也妥当。

人以情义为立身之本,使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一直有文学的血脉在流淌。在没有版税、稿酬、奖金、电视采访、委员头衔乃至出版业的漫长岁月,不过是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能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敞亮的文明之道。这样的文学不赚钱,起码赚不出什么李嘉诚和比尔盖茨,却让赚到钱或没赚到钱的人都活得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因此它不是一种谋生之术,而是一种心灵之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把文学与利益联系起来,不过是一种可疑的现代制度安排,更是某些现代教育商、传媒商、学术商等等乐于制造的掘金神话。文科学子们大可不必轻信。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奥威尔写了不少严肃的政治文学随笔,探讨文学与语言、政治与文学、极权统治与文学的联系等等话题。就像本书序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威尔每周都在抨击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这么执著于此的目的,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期望通过他的文字,唤醒读者此方面的意识,一边将读者武装起来,让他们有能力说出真相、感受真相。此种写作理想,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政治启蒙。书中有《文学的阻碍》、《我为什么写作》等几篇文章对此论述极为深刻。

在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还存续,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的星空和地平线,文学就肯定广有作为和大有作为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吃喝拉撒,哪怕是恶棍和混蛋也常有心中柔软的一角,忍不住会在金钱之外寻找点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呼吸从容、目光清澈、神情舒展、容貌亲切的瞬间,在心灵与心灵相互靠近之际,永恒的文学就悄悄到场了。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所蕴藏的感动与美妙,就会成为出现在眼前的新生之门。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奥威尔提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就很难评价他的写作动机”,这话的启示在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决定一个写作的动机,而动机又决定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和水准,甚至社会和文学价值。《文学的阻碍》一文,是奥威尔谈论文学与极权关系极为深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极权制度与其说会造就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如说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极权的社会不可能有宽容和思想稳定,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所以文学和作家们天然的敌人和阻碍,根本上就是极权政治。极权消灭的是思想自由,没有自由,文学也就消失了。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同时,他也提到了,有不少的作家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从统治利益中分得一点好处,而加入极权统治的阵营。这些60年前的言论,虽历经岁月的打磨,并未失掉思想的光芒,对写作者的独立姿态依旧有着警示作用。如果说当年的作家主要焦虑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那今天的作家们还得面对另一个敌人——商业化,二者在今天有着相类似的内在逻辑。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沉重的主题并不能掩盖奥威尔的幽默——只要他乐意小试身手。书中有一部分关于奥威尔个人生活的内容就较为轻松,比如,奥威尔就毫不隐晦,他在旧书店干过店员工作,见识了不少喜欢订书却很少购买的怪咖。他也不忘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买书和买烟的比例关系,甚至对机械式的书评人也开起了玩笑,就像一个加工者,来了活儿就接,干完了送走,像极了在家做做加工定做服务的行当,憔悴,不爽,却又无奈。不过,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也是审美体验的一部分!

迅上

刊于《社会观察》2011年11期

九月二十五日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二):奥威尔:怀疑一切圣人

为考证这封信是否真实,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这位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摘自《河北青年报》 徐 贲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回忆道:“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作家。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不过,我那时就明白,放弃写作,是强暴我的真实本性的,我迟早会安定下来,专门写书。”

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的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为实现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作。”

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失职的知识分子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该记者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信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对于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一件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奥威尔说,英国作家简直就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如此满不在乎地说起像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是因为那样可怕、那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与他们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脱离的。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诗人奥登在诗作《西班牙》中表示谅解斯大林残酷的“必要的谋杀”,奥威尔认为,像奥登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生活在安全的英国民主制度中,却对别国的极权表示谅解,并为之辩解。他们为虎作伥,使得极权更合理,更不容批判,因此也就使得极权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苦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之久,他有一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奖内幕》。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他们相互扶持,相互依赖,以文明礼仪的名义小心翼翼地避免内部批评,根本无法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自己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读者欢迎的作家和文学为对象,他讨论的狄更斯、威尔斯、吉卜林、马克•吐温,都是愿意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的作家。

在回答这位记者提出的关于参评诺贝尔奖的作品必须译成瑞典语的问题时,他回答道: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大家都觉得,诗歌只是印在纸面上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东西,这就使得诗歌更深奥莫测,‘耍聪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

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也有意大利语、中文。

假如俄国也有甘地

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

奥威尔的批评风格是一贯的,始终影响他自己的写作取向,他总是受到一种写作之外的力量的左右,所以写作的形式、审美意趣对他来说都不是一种目的,他也从来不会为写作技巧本身而去追求其完美。哪怕在讨论其他作家的时候,即使有精致艺术的一面,他也会一掠而过,不再去理会。

这样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我们订购要读的一本书,有时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评估和翻译书的人,我们不让他们互相有关系,这个人在中国,那个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让他们之间有关系。

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李尔这个人物,是因为他自己太像李尔了,莎士比亚把李尔写得那么逼真,那么“跟托尔斯泰自己的历史惊人的相似”。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他非常努力地想使自己成为圣人,奥威尔对一切“圣人”都抱有本能的怀疑和不信任,包括对像甘地这样已经成为神话的圣人。奥威尔不同意甘地以忍耐的牺牲来换取正义的主张,因为事实上,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甘地要用忍耐“唤醒世界”,但是,“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

而且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作评估,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专家评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自己作判断。必须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小语种的文学,如果没有那些语言,我们就会去找,我们不懂就会请人去译。

关注语言的退化

鲁迅1927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情,当年的媒体未做任何报道,只在北京的圈子里流传了一下。但是,胡适还是知道了,第二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同样被胡适一口拒绝了。

奥威尔关注语言的退化,因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而且“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语言的退化,最大的始作俑者是不诚实的政治语言。它用“毫无生气的、鹦鹉学舌的风格来表达……缺少一种鲜活的、生动的、独创的语言风格”。
“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如果在你真正的目的跟你所宣示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差距,你自然会选择长词和用滥的成语,就像乌贼喷射出的墨汁……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政治与英语》)

显然,这是一种鲁迅效应。

奥威尔的种种写作努力未必都绝对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并以此为真实的写作作出了示范。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与那些先意承旨、揣摩风向、首鼠两端的知识分子用貌似深奥的花言巧语讨好权力不同,他从不谄媚权力,他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如同一扇明净的玻璃窗。透过他的文字,我们看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和他的真诚思考。

《政治与文学》读后感(三):另外两本书与本书的重复篇目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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