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张爱玲传奇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第五章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张爱玲登在校刊《国光》上的一首打油诗惹祸了,教务长将她叫到办公室,当着几个老师的面读道:“鹅黄眼镜翠蓝袍,一步摆来一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半寸高。”他读罢放下刊物,直视着张爱玲问:“这首匿名打油诗是你写的?”她带着眼镜,生硬地点点头。她的国文老师站在一旁赔笑说:“这是孩子的游戏之作,我想她只是表现一种幽默感,没有讽刺的意思。”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教务长严肃地说:“校长认为这件事损及老师的尊严,要求我处理。我想,也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国光》停办;二是张同学得向老师认错道歉,否则张同学恐怕不能毕业。”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张爱玲愣愣地望着教务长的皮鞋,这是她第一次尝到文字闯祸的滋味。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倒霉事总是接踵而至,满脸沮丧的张爱玲下课时被修女告知,她的寝务已经连续三周不合格了,她必须接受一定的劳动惩罚。女同学都到体育馆培训西式礼仪,学习舞蹈课,嘻嘻哈哈幻想着拉自己手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惟独张爱玲留下打扫卫生,她很愿意被惩罚,没有不愉快,因此拖地拖得很带劲。这样她不但逃去体育课,并且换得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宿舍里。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她用脚踩着抹布来回擦着地,左一步,右一步,觉得自己像是在跳舞,一个人在偌大的寝室里跳舞,也是一件惬意的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她提着一桶脏水,走过长长的寝室走廊,头发混着汗湿湿地挂在前额,眼镜滑到鼻尖快要掉落,那样子很是狼狈。舍监修女一脸肃穆地由远而近,她经过时探头看了一眼张爱玲,又走了。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张爱玲猛地把水倒进洗手间的水槽。水泼溅了一身,她身上那件碎牛肉红棉布袍,涾湿了一片,牛肉突然有了血色。她把袍子揪成一撮,用力一拧,仿佛用尽身上一切憎恶的力气,松开手,棉袍皱成一片,像是荒芜的红土山丘隆起的棱线,她瞅着直喘气。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她用拖布把寝室走廊拖过一次,宽宽长长的走道,一排排玻璃窗,只有她一个人,远远的,她一个人。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茂渊来学校找张爱玲时,见她穿着继母已经短了的袍子,过时的宽袖口里露出细瘦的手臂,显得张爱玲更瘦长。她散漫无神的眼睛,仿佛不想聚焦在这个世界,直到张茂渊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母亲寄来的明信片,她的眼睛才有了神采,那张黑白照片上印着金字塔和骆驼。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张茂渊惯于冲淡一切严肃的事,刻意抹去报大消息的态度,表情很平常地说:“她现在人在埃及。”张爱玲愣着,很遥远似的,因为姑姑的平淡,也就忘了一切该有的反应。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张茂渊终于用上一点强调的神色说:“你母亲这趟专程跑回来是为了你的前途,为你升学的事!”张爱玲经年涣散的眼光突然凝聚出了焦点。母亲给姑姑写的是英文,字迹潦草,但其中夹了小煐两个字是中文,她一看见,眼眶便红了。仿佛在一个幽暗的山谷里迷失经年,忽而有人想着她,呼唤她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她想到母亲回来诸多可能引发的问题,心里很是忧虑,这个家里已经没有母亲的位置了,她决定暂时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弟弟。舅舅黄定柱来张家老宅接她去见黄逸梵,张爱玲慌慌张张地在屋里翻箱倒柜找衣服,她对站在一旁侍侯的何干说:“我不要穿她的衣服去见我妈!我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何干撑开大衣要张爱玲穿上,劝说道:“我的小姑娘,你别赶这阵上挑拣,外头罩上大衣,什么也看不见!舅老爷在外头等哪!去吧!快去见你娘啊!你娘盼你哪!”张爱玲看见何干红了眼眶,赶紧顺从地把手臂伸进袖子里,她最怕看何干哭。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父亲和继母的这一关不好过。张爱玲硬着头皮一跨进偏厅,就看见孙用蕃侧身坐在烟榻上,一张脸满是乌云。张志沂咬着烟,踱着方步。看见张爱玲进来,父女俩眼一对上,张爱玲忽然感觉到,父亲还是跟从前一样,还是很在意母亲,看着她,像要说什么又不方便。这时候孙用蕃真的成了外人了,张爱玲反而有点同情她,母亲回来了,心里的姿态高了,她还愿意低声下气一些:“爸妈!我跟舅舅去见母亲,吃过晚饭就回来!”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孙用蕃掩饰不住心里的不舒服,但面子还是要做:“见到面劳驾代我问候一声啊!”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张子静突然兴冲冲地跑上楼来大声问:“妈回来了是不是?”他看见张爱玲连大衣都穿好了,一脸焦急地说:“等我啊!我也要去见她!”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原来紧绷的气氛更僵,张志沂厉声呵斥:“你不许去!你姐姐一个人去就够了!”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张子静不明白,争辩着说:“为什么?妈回来……一定要见的!”张爱玲看见张子静说话时带着恐惧的眼睛,嘴都微微颤抖,她很想一把就拉他一起走。然而她深怕再多耽搁连自己都走不了,便匆匆跑下楼。她听到身后张子静的哭吼声,一记响脆的耳光响,她痉挛着,仿佛是打在自己的脸上。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张爱玲是在姑姑家客厅见到的母亲,她身边陪着一个外国男人。张爱玲幻想太久见到母亲时的画面,但眼下这一刻来到,显得错愕凌乱,甚至反应有点呆板。黄逸梵看见女儿倒是掩不住高兴,走上前去握住她的手臂,又细看她的脸。张爱玲只觉得自己像一株枯草,委实经不起母亲这样细看。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黄逸梵想了想,觉得应该把那个外国男人介绍给女儿:“这位是Mr. Wag
staff,我的朋友,你就喊Uncle﹗”张爱玲很有礼貌地用英语与维葛打招呼,维葛笑着夸了她几句,手里拿着电报去了别的房间,他眉头微蹙,脸色难看。母女俩还没聊得热乎,
黄逸梵的心思就已跑到电报上去了,她跟过去与维葛轻声交谈着什么。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张爱玲这时候已经开始怀疑母亲回来是否真是为了她,至少见面的这十分钟里,母亲只好好看了她一眼,这与她的想象相距太远。唱片转的音乐显得十分空洞,刚才站在门外的幻象已经消失了。姑姑见她情绪有些低落,及时上前补位,与她闲聊些在国外的生活。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黄逸梵安排好那边的事这才走过来,重新将焦点放回到张爱玲身上。她仔细端详女儿,女儿浑身上下的细节一点也逃不过她,衣领是过时而笨拙的,大衣的袖子也短了,露出过多的手腕。张爱玲坐时并着膝,脚内缩成八字形朝两边撇开,上半身向前倾,缩腹驼腰,手肘支撑在膝上两臂环抱着。黄逸梵看得直摇头,感叹说:“我早该把你带在身边,当初我一心只求跟你爹离婚,什么都放弃了,都不想争了!也是对自己的将来没把握,不想带孩子受罪!现在看着你,我就后悔了!看你精神萎靡成这样,以前的活泼哪儿去了?他都能把你领到这一步,我也不敢想你弟弟现在成什么样了!”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黄逸梵失望归失望,还是答允带张爱玲去英国读书,她给张爱玲打气:“要往前看,拿出力气来,争你该争的,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一条命不争,是别人给的,争得了就是你自己的!”
母亲短短几句话,扎进了张爱玲的心里,曾几何时她变得这样软弱无力。她突然想起自己四五岁时,当着母亲的面指天指地一本正经发下的“宏愿”: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就可以吃粽子汤团,吃所有最难消化的东西﹗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张爱玲的腰渐渐伸直,她仿佛从母亲身上汲取到久违的力量。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张爱玲回家,看见父亲坐在她的房里。张志沂对黄逸梵肚子里总是挟恨挟怨,有纠缠不清的郁结,但又忍不住想知道她的近况。他还不是一个真正蛮横无理的人,也知道自己的过失。张爱玲从不为母亲辩说,理智上她向往母亲的世界;情感上,父亲和这霉湿的老宅一样是一种堆积出来的凄凉况味,有她熟悉的角落。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张志沂有些尴尬地向女儿求证:“我听说她是跟一个外国男人一道回来的!”他盘桓不去,是为了要问这件事。他可以再娶,她不能有别人,至少是在他的地盘,他的眼下。张爱玲聪敏地嗅出危机,回答得格外谨慎:“我不清楚!”她心里隐隐难过,父亲仍然爱着母亲。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沉默了片刻,张志沂突然看见张爱玲脚上踩的是一双半高跟的鞋子。张爱玲一直都穿着中学女生的皮鞋,从来没有这种淑女鞋,鞋一穿上,张爱玲就顿时像是一个长成的女人。张爱玲也敏感地察觉到父亲的眼光,忙解释说:“去到半路鞋坏了,姑姑有双旧的,不要了,就让我穿回来。”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张志沂若有所思地说:“你现在穿她的鞋,将来早晚要走她们的路!”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张爱玲微微怔住,不知道一双鞋竟让父亲联想到“走”的意义,她不知该如何接话。张志沂自己也有些茫然,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在灯下散逸。他沉吟半晌说:“从前你小,我不愿意多说。现在你大了,你总要能分辨出好歹,我跟你母亲离婚是被迫,是她不要这个家,她要自由自在一个人。谁不想自由自在一个人?但这完全是个自私的想法。我后来是看明白了,她这辈子谁都不爱,她只爱她自己﹗”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张志沂的话重重击在张爱玲心上,这分明是要摧毁母亲在张爱玲心里的形象。临出门时,张志沂神情苦涩地说:“这个家我费了不少力气才又建立起来,你要多替我想一想﹗”
他最后一句话,是把张爱玲当成一个大人来说的。他走了,张爱玲坐在那里兀自发愣,先前在母亲那里得来的勇气,瞬间就被父亲捻灭,但还飘出零星的烟,像浅碟里未尽的烟蒂。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张爱玲推开窗,虽然风冷,她还是想让屋里的烟味散出去。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在张爱玲的中学毕业典礼上,张志沂和孙用蕃,黄逸梵和张茂渊,两对冤家碰了头。黄逸梵戴着一顶罩着薄纱的小帽,依然清瘦苗条的身材,西式的白洋装,细高跟鞋,宛若当年,一点不见老。张志沂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脸上流露出不该有的神情。孙用蕃一见,脸色就变了,相较之下她的团福字织锦缎旗袍看上去整整大黄逸梵十岁。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此刻张爱玲宁愿自己被关在这一尴尬的画面外。她能够看见母亲,父亲,继母,所有人心里的牵动,那纠缠不清的家庭纠葛,她想要表现出无动于衷,无所谓,无关己身,但又隐隐感到胸口一阵凄凉。这些人站在她的身旁,却没有人能给她生命坚实的依靠,手里握着一卷单薄的毕业证书,她还是自己一个人。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到英国留学,不仅是张志沂同意的问题,还有钱的问题。黄逸梵离婚时带走的一箱古董已经变卖得差不多了。她想约张志沂出来谈判,却被一口拒绝。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张爱玲鼓足勇气,想着自己如何与父亲开谈判。她就站在客厅里,夏日傍晚,阳光炙烈的斜窜进厅里,老宅大厅只有这个时候能照进阳光,她仿佛连这点热力都要借上。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张志沂坐在侧边暗影处,翘着脚,张爱玲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她觉得这样好些,她可以放胆直言:“我想去伦敦上大学,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是我惟一的前途!”
父亲沉默不语,张爱玲想着接下来该说什么,刚才满脑子的理由,现在一片凌乱,她有些发急。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孙用蕃正好这个时候进来,张爱玲不得不再结巴地向继母报告一次。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张志沂多少有点作态给孙用蕃看的味道说:“你不用再说一遍!何必浪费唇舌,你知道我不会答应!我讲过,我说你想走你姑姑跟你妈的路,我就把你两腿打断,你最好记牢这句话,我说到做到!”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张爱玲受着极大的压力和委屈,眼眶里转着眼泪,却忍住不愿意掉下来,分辩说:“姑姑在怡和洋行上班,自己能赚钱养活自己哪里不好?女孩子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理想?难道非要活得像个废物一样依附在男人脚下才算个女人吗?”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孙用蕃脸色一变,瞪着张爱玲怪笑着说:“我还帮你求情呢,你这倒反头讥讽起我来了!这话是你亲娘教你说的?打从她一回来,这家就没平静过,三天两头地派人来带话,传信,要找你爹叙旧情……她离婚了,把孩子都丢下了,干吗还要回来干涉张家的事,这么放不下,为什么不早回来?哼!可惜迟了一步!这时候回来只好做姨太太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张志沂不反驳这样的说法,这二女争一夫的错觉使他在感受上好过一些。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们就要犯错误。”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社1999年6月版,第34JD、341页。)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②(②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③(③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①(①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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