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整风反右,第二十九章

  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
  这一年,吴国大举攻陈,楚国帮助陈进行反攻。楚国的军队由楚昭王亲自率领着,驻扎在陈国东北部的城父(现安徽亳县)地方,阻截了吴国的进攻。陈国陷于混乱状态,孔子师徒无法再在陈国呆下去了,便起意欲往楚国去。
  在孔子看来,楚昭王是个能纳臣谏的开明君主,他很佩服。
  有一个春天,楚昭王欲往荆台游猎,司马子祺忠言直谏,昭王不听,斥退了子祺,传令备车出游。令尹子西躬身施礼,祝贺说:“荆台为游览名胜,当此仲春之际,花草争妍,鸟兽群集,正是大好的游猎时节,岂能错过!”
  昭王听了大喜,拍着子西的肩头说:“孤与令尹同游共乐如何?”
  子西感恩不尽,乘车护驾出游。行了大约六、七里路的光景,子西忽然令车驾暂停,向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大王肯听否?”
  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子西说:“为人臣而忠君事上者,爵禄不足以赏,诌谀君上者,刑罚不足以诛。司马子祺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昭王听后,羞愧难当,红着脸说:“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孤王,后世往游将奈何?”
  子西慢条斯理地说:“禁止后世往游,极其容易。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传令还宫。
  楚昭王虽不能纳直谏,但却能纳谲谏,总比那些听不进半点意见的所谓“金口玉牙”的昏君胜强百倍。
  这次抗吴救陈的行军途中,楚昭王突然病倒。正在这时,天空有一簇红云,像一群火红的飞鸟夹着太阳飘去。楚昭王派使者请周太史占卜,询问吉凶。太史占卜之后回答说:“此乃不祥之兆,应在大王身上。但并非不可免除,如若禳祭,可移灾于将相。”使者如实回复,楚国将相纷纷欲向神灵祈祷,希望能代替楚王承受不幸。但楚昭王说:“将相乃孤之手足,无手足相佐,孤虽生何益?寡人若获罪于天,一任上天惩罚,万不可移灾于他人!”他阻止了将相禳祭。
  楚昭王的这一举动,使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祺及文武官员深受感动,都愿为国为君而效死力。楚军上下一心,很快大破吴军,班师而回。但昭王的病体却一直未愈,楚国的太史又为他占了一卦,说是得罪了黄河之神,要想免灾,必须前往祭河神,楚昭王说:“长江、汉水乃楚之江河,黄河不在楚境,孤何以能获罪于黄河之神呢?非己之神而往祭之,诌媚也,孤不为之!”
  楚昭王坚持不肯往祭黄河,病却也渐渐好了起来。
  这些消息春风似地由南向北,很快传到了孔子耳边,孔子大加赞赏说:“顺大道者天下昌,违纲常者天下亡。楚昭王遵天道,循纲常,行仁政,故必雄峙于南方。”
  是呀,十多年来,孔子经历了卫、曹、宋、郑、陈等国,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还从未见过楚昭王这样明智的国君,因此他决意要到楚国去。恰在此时,楚昭王派使者来请。
  从陈国到楚国,中间要经过一些吴、楚两国争夺的小国,蔡国便是其中之一。
  孔子师徒出了宛丘,行了两日,因地理生疏,竟来到一个层峦叠嶂的去处,抬头望,两边高山对峙,不见天日。山上林深草密,狼虫出没,虎啸猿啼,令人毛骨悚然。低头望,谷深幽黑,寒气逼人,谷底流水叮叮咚咚,若弹似唱,如泣如诉,隐约可辨。一条道路随谷而前,弯转曲折,或隐或现。人在路上跋涉,车在路上行驶,右有万仞高山,左是千丈深涧,随时都有坠落下去,变成斋粉的危险。人人惶恐不安,个个惴惴而前,谁也不说一句话。说也奇怪,这样的重山峻岭之中的这一唯一的道路,竟然一直宽可数尺,马车可以在路面上畅通无阻。由此可以设想,并非驾车的司马牛引大家误入歧途,这大约是自陈至楚的必经之路。也不知行了多少时辰,一直未见炊烟。渐渐的,头顶上那线蓝天淡下来了,山峦变得昏暗,谷底生起了阵阵阴风,这阴风怒吼着,咆哮着,由谷底升腾而上,打着滚,逞着凶,似有无数冤鬼在翩翩起舞,在齐声呐喊,搅得山林呼啸,涛声阵阵。这一切都在告诉孔子师徒,天色晚了,应该安歇了,但这哪里是栖身之所呢?天无绝人之路,前边来到一处开阔地,方圆数里,平展展的,像一座宽敞的大厦。四周绿草如茵,野花飘香,三条谷水在这里汇合,烟波浩渺,音韵醉心——这是大山温暖的怀抱,造化舒适的摇篮。孔子下车,四处观望,只见群山若黛,道路潜形,想走出这魔窟似的山岭,找村舍旅店度夜是不可能了,便令停车解囊,在这深山幽谷中安歇。幸而时值初秋,不致挨冻。随身带着两日干粮,不致挨饿。人有水饮,马有草食,倒是个上等的露天客店。
  山路跋涉,人困马乏,大家随便嚼了些干粮之后,倒头便睡,一个个鼾声若雷,掩没了林涛,盖过了飞瀑,一觉睡到天大亮,待他们揉开惺忪的睡眼,已是朝露染红了群峰的时候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被密密麻麻的手持兵器的陌生人包围在这深山幽谷之中,他们身边有人在持械走动。这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三根青筋挑着个头,有的还满脸伤痕,三三两两,鬼蜮似地在四周徘徊。这与其说是些兵勇,倒不如说是些囚徒。这些囚徒并不伤害孔子师徒,只是监视。不出他们的包围圈,任其所为,若走近他们,他们便横加拦阻,不准越雷池一步。
  待孔子师徒草草吃过早餐,饮些泉水,收拾行装,准备启程上路时,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来。此人三十开外年纪,五短三粗,满脸络腮胡子。他故作斯文地向孔子深施一礼,微笑着说:“这位老者便是孔老夫子吧?”
  孔子还礼说:“老朽正是孔丘。不知将军是哪家部队,我们并未获罪于谁,何以要困我师徒于这深山幽谷之中?”
  军官并不正面回答孔子的问话,笑嘻嘻地说:“听说夫子师徒欲往楚国而去,不知是真是假?”
  “吾等正欲适楚,不知将军有何见教?”孔子素来不会撒谎,如实地说了。
  军官仍是笑容可掬地说:“下官奉上司命令,劝孔夫子回车返辙,或仍回陈国,或别作他图,只是不准适楚,否则,你们将被困死在这里。”
  子路再也忍耐不住了,铮的一声拔出宝剑,怒视着军官说:“休要欺人太甚!返陈适楚,是我等之事,与你何干!快让开路,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
  那军官并不恼怒,依然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夫子手下有几位勇力过人的猛将,不过,切莫忘记常言所说,好虎难斗一群狼。”军官用手指指四周,晨曦中四面山坡上的兵勇黑压压的,像蚂蚁似的在蠕动。“再说,”军官接着说,“夫子偌大年纪,械斗起来,难保夫子的性命安全……”
  子路像经霜的草,插剑入鞘,低垂了头。
  军官最后重复说:“夫子若是回车返辙,我等可以护送,确保万无一失。若执意适楚,则不准前进一步。”
  军官说完,向孔子又施一礼,笑嘻嘻地走了。
  司马牛骂道:“一只笑面虎!”
  原来,陈国贵族中,有亲吴与亲楚两派。亲吴派听说孔子师徒应昭王之邀而适楚,怕孔子辅佐楚昭王,楚国更加强大,对其主子不利,于是派兵勇与囚徒围困了孔子,迫使孔子改变主意,放弃赴楚的念头。孔子一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矢志不渝的,既然认定楚昭王是位贤明君主,昭王又派人来邀,岂肯回车返辙!然而,如今困在这深山幽谷之中,犹鸟处笼中,有翅难展。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粮食,只带了两天的干粮,如若三、五日不肯放行,真要困死在这里了!冲出去吗?即使弟子们都像子路、公良孺一样骁勇,也无济于事,一则寡不敌众,正如那位军官所说,“猛虎难斗一群狼呀!”二则地理不熟,欲冲无异于以卵击石。颜回与子路、子贡等人商议,将干粮收集起来,统一保管,定量分食。夫子年老体弱,满足供应;其次是子路、公良孺等几员武将,多食一点,以备拼杀;剩下的一班弟子列为第三等。食不果腹,便采野菜、野果充饥。子路等自然不肯多食,争执了半天,最后颜回就这样决定了。
  吃午饭的时候,颜回将干粮和姜丝端到孔子面前,请夫子用餐。
  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回啊,尔等之言丘俱已听见。十数年来,尔等追随为师,四处飘流,为师已觉不安。今又受困遭厄,理当同舟共济,丘岂能多食!”
  颜回苦劝,孔子终不肯接受,只吃了一点点,便推说因年老而食欲不佳,不肯再食。颜回只好眼含热泪将干粮端走。像这样一直熬过了四天,带的干粮已经全部吃光,只靠野果、野菜充饥,孔门弟子或因饥饿,或因野物中毒,有的腹疼,有的泻肚,病倒的不少。即使没有患病的,也是情绪低落,耳断头低。然而孔子却照样谈笑自若,弹琴,唱歌,坚持给弟子们讲学。他想用道理教诲弟子,用古代的典范鼓励弟子,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弟子,他何尝不俄,不苦,不恼,他也是肉体凡胎,不是神仙,只是坚信自己的信仰,能够自抑罢了。
  第二天上午,孔子又在操琴,子路闻听琴声,心烦意乱,噘着嘴,忿忿地问孔子:“夫子于困厄中作歇,也算合体的吗?”
  孔子并不回答,待一曲终结,放下琴说道:“君子好乐为无骄,小人好乐为无惧。由啊,你追随孔丘多年,难道还不了解为师吗?”
  子路依然怒气冲冲地说:“常言道,君子无所困。莫非夫子不仁吗?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智吗?世人弗放行。昔者由听夫子说:‘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夫子长久积德行义,为何常处困厄,从者皆将饿死呢?”
  孔子上下打量着子路,仿佛要重新认识他这位最早的、追随了他多半生的弟子,长叹一声说:“由啊,仁者若必见信于世,伯夷、叔齐何以会饿死于首阳山呢?智者若必用行于世,比干何以会剖心于纣呢?忠者若必获报于天,关龙逢何以会见刑于桀呢?谏者若必邀君听,伍奢何以会见杀于吴呢?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多矣,非丘一人也!”
  听了夫子的这一席话,子路并未品出其中滋味,只是无言以对,默默退出。
  孔子又把子贡召来,说道:“赐啊,《诗》云:‘既非老虎,又非犀牛,徘徊于旷野,是何因由?’莫非为师所传之道有误,何以受困于此?”
  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不少自贬抑呢?”
  孔子说:“好农夫能种好庄稼,但未必能获得好收成;能工巧匠可做出好器具,但未必为人所需;君子能修道,但未必为世所容。赐呀,若不修道而求容,志向未免太小了!”
  子贡离去,颜回来见孔子,孔子又把问子贡的话重问颜回,颜回回答说:“夫子之道高与天齐,天下莫能容。夫子悲天悯人,竭力推行仁道,当世不能用。此乃为国者之丑,与夫子何损?如今栖遑道路,人不相容,但却愈能考验出君子的涵养……”
  孔子听了,很是欢喜,笑着说:“回啊,的确如此!你与我志同而道合,将来你为富翁,丘愿为你管理财款。”
  颜回听了夫子的话,忍不住地笑了。
  数年后,孔子回忆起这段经历,曾感慨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随着时间的沿续,患病的弟子愈来愈多了,孔子也感到浑身不适,力不能支,弹琴、唱歌也不像前两天那样有神,有力,有情了。岂能坐以待毙,真的被困死在这里!孔子一边用颜回的话劝导弟子们,一边让子贡设法去买些米回来,聊以充饥。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有辩才,最有外交能力的人,这一艰巨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那位军官确守诺言,几天来只是围困,并不侵扰,双方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休看那位军官在孔子面前是副笑容可掬的神态,但对部下的士兵,特别是对那些囚徒,却是极其凶狠的,动不动便暴跳如雷,络腮胡子支支竖起,皮鞭、棍棒加身,因而士兵与囚徒均视其若仇敌。深山峻岭之中,远离村舍,住着这么多兵勇与囚徒,给养自然供应不上,因而他们也是定量分食,士兵与囚徒们常因哄抢干粮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每到夜晚,兵勇便入帐篷安歇,只留少数囚徒轮番站岗监视。第四天深夜,子贡手持两件夹衣走向两个站岗的囚徒,月光下只见他们衣衫单薄破烂,秋夜深谷,寒气袭人,二人正怀抱兵器,蹲在那儿打盹,浑身瑟索发抖。子贡分别给他们披上夹衣,其中一个,脸上的伤已溃烂,正向外流着脓血。子贡从怀中取出药膏,轻轻地给他涂在患处。由于疼痛的刺激,他突然觉醒,并警觉地弹跳了起来,本能地握紧了手中的长矛,喝问道:“什么人?”
  子贡施礼说:“吾乃孔门弟子端木赐,寒夜难熬,起来走走,见二位兄弟深夜值班,衣衫褴褛,特送过两件夹衣来,以御风寒,行路之人,随身备有刀伤之药,见这位兄长脸上溃烂不堪,脓血淋漓,便予以涂抹,不想惊动美梦,实乃罪过!”
  直到这时两个囚徒才发觉自己身上果然多了一件长衫,确实比先前暖和得多了。其中一个岁数较小的囚徒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孔子是当今闻名的圣人,提倡仁德,救苦救难。欲害这样的贤哲,真该天打雷劈!”
  那位脸上有伤的年纪稍大的囚徒经子贡涂抹了药膏,只觉舒服了许多,感动得蹲在地上,两手托腮,呜呜地哭泣。子贡见他哭得可怜,劝慰说:“这位兄长不必伤情,当今天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像我们夫子,欲施仁政德治于天下,四处奔波,但却受阻遭嫉,不为天下所容。若吾夫子之道得行各国均施仁政,上视民若靠山,似手足,二位兄弟何以会遭如此磨难,受此皮肉之苦,长期抛妻别子,受人奴使呢?如今我师徒被困于这深山幽谷之中,夫子已经三天未曾吃过一顿饱饭。偌大年纪,万一有个好歹,我等岂不获罪于天!天下百姓尚有何望?”
  “这位先生快说说,我们能帮孔夫子什么忙吗?”那位脸上带伤的囚徒热泪盈眶地说。
  “是呀,只要能救夫子性命,哪怕肝脑涂地我们也在所不辞!”岁数小些的囚徒坚决地说。
  子贡长揖于地,再次施礼说:“谢两位兄弟诚心相助!只需烦二位恩人代为买些米来,以充饥腹。”
  “这个不难。”脸上带伤的囚徒首先表示说,“我们今夜站岗,明日便一天无事。翻过东山便有集镇,保你师徒明日晚餐饱食果腹。”
  子贡千恩万谢,拿出足够的钱币授予二囚徒。年岁稍小的囚徒惊异地说:“先生如此慷慨,不怕我等骗钱逃走吗?”
  子贡微笑着说:“待人以诚,乃夫子常教导我们做人的信条。赐观二位弟兄,淳朴善良,决非刁钻狡猾行骗之辈!”
  一个人难得能受到陌生人的信任,两位囚徒很是感激,当即谈妥明日交粮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绝粮第五日的上午,徐徐秋风送来了阵阵浓郁的清香,孔子循香味而行,在幽谷的深处发现了一片兰花,有婆娑婀娜的吊兰,有妩媚俏丽的紫头兰,有妖冶风情的大叶兰,有雍容华贵的大剑兰,有端庄素雅的马兰……说也奇怪,兰花本是孟春开放,而这里的兰花却在仲秋卖俏,她们千姿百态,争妍斗芳,令人陶醉。尤其是她们生长在这里,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赏,不为人所赞,默默地送晚霞,迎朝晖,装点着荒山野岭,慷慨地抛洒着色与香——她们是真正的君子!孔子将弟子们召集来,让大家观赏,让大家品评,让大家接受启迪,并借题发挥,大讲君子之所为,然后操琴赞颂,即兴作《倚兰操》:
  习习谷风,
  以阴以雨,
  子之于归,
  远送于野。
  何彼苍天,
  不得其所!
  逍遥九州,
  无所定处。
  世人暗蔽,
  不识贤者。
  年纪逝迈,
  一身将老!
  伤不逢时,
  倚兰作操。
  苍老,哀怨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兵勇、囚徒无不驻足谛听,有的叹气,有的悲泣,有的低声咒骂……
  颜回闻听,很感悲凄,凑上前去说:“夫子作此琴操,以幽兰自比,想必有归隐之心吧?”
  孔子回答说:“知我者,莫若回也!”
  绝食的第五天下午,两个囚徒果然给孔子师徒买来了白米、鱼、肉和蔬菜,弟子们七手八脚地忙了起来,有的淘米,有的洗菜,有的切鱼割肉。在诸多弟子中,颜回是最擅长烹调的一个,所以由他掌勺烧菜。正在开锅盛菜的当儿,山洞中刮起了一阵阴风,洞壁上的一块尘灰掉进了锅内,沾在一块肉上。颜回急忙将弄脏的肉块取出,不舍得抛掉,便用嘴吹了吹灰尘,然后填入口中。子贡远远地只见颜回往嘴里填东西,误认为是在窃食,便来见孔子,问道:“穷困之时,君子亦改节吗?”
  孔子回答说:“穷困改节,岂能称为君子?”
  子贡说:“颜回素称仁廉,不该瞒过夫子,先行窃食充饥。”于是将方才所见,告诉了孔子。孔子不信,召来颜回说道:“丘昨夜梦见先人,想必是其佐我脱险,快将饭菜端来,丘将先祭而后食。”
  颜回将实际情况如实地叙说了一遍,最后说:“菜已为回吹灰先食,岂可祭祀先人,待明晨再祭吧。”
  子贡在一旁听了颜回的叙述,羞愧得满脸绯红。
  孔子师徒挨了三、五日的饿,一旦有米饭、鱼肉充饥,自然吃得十分香甜。但因不知何时才能解围,需得细水长流,因而仍是定量分食,不敢填饱肚子。
  那位军官照例每日来巡视一遍,忽然发现了地上的鱼骨,疑心有人给他们买来了给养,便追问究竟。宰予上前回答说:“吾夫子乃天上文曲星下凡,来人间拯救苦难苍生,每遇灾难,便有天神来救,过匡被围,过蒲受阻,居宋遇险,如今绝粮,皆有神助。昨夜突来一异人,头戴铁盔,身披鱼鳞甲,手舞双戟,向吾夫子张口大叱。子路挺剑出战,不能胜。夫子谛视良久,见他只能咄叱,不能说话,知非人类,遂向子路说道:‘由何不探其肋下?’子路依言刺其助,异人仆地,化为大鲇鱼,遂宰杀烹食,聊以充饥。你们欲困吾夫子毙于山谷之中,不仅徒劳,且定获罪于天,受到上天严惩。愿将军三思!”
  军官信以为真,不再追问,巡视了一周,便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第二天早餐,陈国兵勇、囚徒又发生了哄抢食物的严重事件,为首的两个囚徒竟被罚致死,抛进了山谷之中。孔子得报消息之后,觉得十分可怜,立即派子贡等携带食物、药物前往打救,若还有一口气,便赶快予以服药,喂食,让他们赶快逃生。
  两个受罚的囚徒果然只是被打昏,并未丧生,一经子贡等调治,又各自吃了一顿饱饭,便很快恢复了健康,逃命去了。
  绝粮七日的黄昏,阵阵清风挟着兰花的郁香从幽谷吹来,雄鹰在山巅盘旋,霞晖染红了峰峦。突然,喊声大作,呼声震耳,无数雄姿勃发的兵将从四面杀来,只杀得陈国的围兵人头滚落,狼狈逃窜,那位军官也成了刀下之鬼,横尸于树下。
  莫非陈人真的获罪于天,方有天兵前来惩罚?……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这话音,这口气,这眼神,在场的人谁不明白?车铭原来还抱着很大希望,以为田文镜会看在年某的面子上,不再穷究这案子了。其实,臬司出了事,关他藩台什么?他所以要掺和进来,并且千方百计地要捂着、盖着,说白了,是为他自己的名声。他的几个姨太太都与尼姑们来往密切,万一,她们也与和尚勾搭成奸,那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车铭大半生来,都是以“道学”、“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假如一旦人们知道了真相,到处传说他的姨太太和贼秃有染,那不成了朝野哄传的笑话了吗?他的脸面何存?他还怎么在官场里混下去?此刻,听田文镜把说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他真比让人捉了奸还难受。什么大将军的谕旨,年羹尧的承诺,他全都顾不上了。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田文镜只用一句话、一个眼神,便把气势汹汹的车铭镇住了。他不由得心中暗笑,哼,想和我掉猴儿,你们还嫩了点儿。他马上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说:“河南出了这么大的事,全省官员无不挂心。我和几位师爷再三商议,一定要成全诸位同僚的官体和面子。所以这场官司,从头到尾,都没有请二位大人和其余官员们来会审。我这样做,就是想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已经下令,所有尼僧与绅宦官员内眷们来往的事,关说人情的也好,勾搭成奸的也罢,片纸只字不许泄露。不管事情闹得多么淫秽不堪,也一律都要在案由中删除。这一点,烦请二位私下里和下边官吏们说清楚。让大家好生办差,不要再惹是生非。”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车铭听他这么一说,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不再说话了。胡期恒却不识趣,站起来一躬说道:“抚台既有此美意,年大将军的面子也是要紧的,何不一体成全?请大人将臬司被扣人员释放,交由卑职自行处置好吗?”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很显然,他这个要求太过分、也太不自量了。田文镜不屑地一笑,向在座的师爷回头示意,说了声:“该升堂了。”就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姚捷抢先一步,走出签押房,一声高喊:“放炮,田中丞升堂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胡期恒一股怒火窜上心头,他恨死了田某,也恼恨车铭。心想,你怎么不说话呢?难道你怕了田某人,想装乌龟吗?车铭心里明白,附在他耳边小声说:“胡兄,你没看见,他姓田的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此时再争还有什么用。且等等,看他怎样结案。要是真让人下不了台,就叫你们钱师爷把他的四个师爷全都咬出来!”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胡期恒咬牙切齿地说:“放心,我饶不了他。还有那个张球哪!”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府门外三声号炮响起,巡抚衙门正堂豁然洞开。三班六房执事衙役们,衣帽整齐地集合在堂口。见田文镜和两位大人走了过来,低吼一声:“噢——”就依序按班站定。衙门口站着的大小官员,也全都恭候在堂下。三通堂鼓响过,田文镜稳步出堂,在居中“明镜高悬”匾额下就座。两旁公案边,则坐着藩、臬两司大员车铭和胡期恒。一时间,这里庄严肃穆,咳喘不闻。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这是件历时三年久拖不决的大案,事涉一庙一庵的和尚尼姑,三十条人命。所以,比起广东的一案九命更是轰动。一听说抚台衙门今天要了结此案,开封全城百姓奔走相告,真是人人关注,个个动心。刹时间,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天是六月初六,天已进伏,正是大火流金的季节。万里睛空,不见一丝云彩,一轮白日,晒得大地焦热滚烫。几千百姓远远站在抚衙门前,挤过来,拥过去,谁不想亲眼看看这难得一见的稀罕?开封城门领马家化,又要维持治安,又要看守人犯,早就累得汗透重衣了。听见堂鼓声响,他连忙告诉衙役们:“给我拦住人群,不准靠近。有踏过石灰线的,就给我用鞭子狠抽!”他自己却大步流星地进到大堂,行了参见大礼后说:“启禀中丞,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有的已经被晒昏了。卑职不能在这里站班侍候,请大人鉴谅。”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田文镜说了一声:“难为你了,你去吧。”说完,他突然转过脸来,“啪”地一拍惊堂木,断喝一声:“带人犯!”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儿十个戈什哈轰然一声,带着七个和尚、二十三名尼姑铁锁银铛地进来。这些僧尼们,不知过了多少次堂,也不知受了多少酷刑,瘸的瘸,拐的拐,一个个面无血色,半死不活地委顿在地下。他们衣衫褴缕,早已不能遮体,头发长出二寸多长,汗污血渍,浊臭不堪。有的尚且能跪,有的却连趴都趴不住了。车铭眼睛往下一瞟,里头还确实有几个面熟的,虽然叫不出名字,可也是自己府上的常客。他心中一阵哆嗦,却不敢与他们照面,更不敢说话。此时,只听田文镜吩咐一声:“姚师爷,你来宣示他们的罪行。”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是。”姚捷答应一声,便从案头接过一份长长的折子念了起来。三十名待决囚犯的姓名、年龄、籍贯、案由,足足有两万多字。这些,都经巡抚衙门各司厅核审过多次,又由田文镜亲自结撰写成的。不过,姚捷的神色看来却有些恍惚。他强打精神,念了一个多时辰才算念完。让胡期恒觉得放心的是,从头到尾,臬司衙门被扣的人,果然一字也没有提及。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终于,犯由宣读完了。田文镜黑着脸问:“觉空,你是首恶,勾通白衣庵尼姑的是你,杀害人命的首凶也是你——嗯,还有静慈,你们都说说,刚才念的犯由可有冤屈之处?”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觉空还不到四十岁,眉清目秀,面目慈祥,身上的衣服收拾得很是整洁。除了须发有点零乱之外,简直没有一点凶神恶煞的样子,更不像传说中的黑庙和尚。他听到问话,上前跪了一步说:“回大老爷的话。犯由事实并无出入,但此事皆小僧一人所为,与静慈等女流之辈无干。她们也没有参与杀人之事,请大老爷留意。”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田文镜含着微笑用调侃的口气说:“哦,这么说来,你倒是很仗义,也很多情的了。放心,本抚会成全你们的。”他回过头来又问静慈,“你呢,有什么分辩之处吗?”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静慈却早就浑身筛糠一样地发抖了。她口齿含混地说:“老尼无言可说……只求速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田文镜咬着牙狞笑说:“嘿嘿嘿嘿……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本抚向有好生之德,但也相信佛家说的轮回报应。常言说,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似尔等如此作恶,岂有不报之理。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私房话,等见了佛祖,再去好好地说吧。”他突然把惊堂本一拍,“啪”的一声,震得满屋的人无不变色:“将觉空、静慈两人绑在一起,架上柴山。待本抚亲自举火,送他们二人去见西天佛祖;其余淫僧、淫尼一律枭首示众!”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按大清律,最重的刑罚是凌迟,往下依次有腰斩、斩立决、绞立决等等。田文镜今天居然要火焚活人,满堂的人们,一听这话全都惊呆了。车铭到现在才明白府门前那柴山的用途,更是惊出了一身大汗,他回头看看胡期恒,这位执掌法司大权的人,也同样是目瞪口呆,血色全无。田文镜看见大家都呆住不动,不由得怒火中烧,他顺手从签筒里拔出一根火签来掼了下去,怒斥一声:“愣什么?还不与我动手!”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扎!”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慢!”觉空和尚突然一声大叫,他止住衙役们,又对姚捷说:“姚师爷,还有吴师爷、张师爷!你们是怎样答应我的?先缓决,再减刑,这不是你们说的吗?你们这话还算不算数?”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这一下变起仓促,不禁满堂哗然,田文镜自己也是吃了一惊。他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看了几个师爷一眼,见除了毕镇远之外,吴凤阁、姚捷和张云程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过了一会儿,吴凤阁明白过来,才强打精神叫着:“你你你,你是含血喷人……”可是,他不小心用力过大,竟把眼镜腿都掰断了。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田文镜嘿然冷笑一声说:“吴老先生,看来,你的眼镜腿太不结实了吧?”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是啊是啊……啊,不不不,这些死囚,竟敢如此胡咬乱攀……他们简直罪不容诛……他们……”吴凤阁语无伦次地说着。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胡期恒见到这情景,真是十二分的惬意。好,真正是好!你田某人把事情做得过了头,逼得犯人自己出面告发了你的师爷,正好应了你刚才那“报应不爽”的话。他把身子向后一靠说:“中丞大人,眼下案情有变哪。事情既然牵连到三位师爷,依律就应该停决再审。大人你看,是不是可以和敝衙门被扣的人役‘并案处置’呀?”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田文镜没有理他这个碴儿,却把凶狠的目光直盯着姚捷说:“姚师爷,我平日待你不错,今天还可以再放你一马。此刻,你老实说出原委来,我就可按自首处置。不然的话,按胡大人的办法,你们几个恐怕绝无生理。你看,怎么办才更好些呢?”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姚捷从极度惊慌中回过神来,抗声答道:“大人,请不要被凶犯的伎俩所迷。人犯要规避刑法,在受刑之前胡乱攀咬,这事儿早就常见不鲜了。只是我没有想到,觉空竟是如此狡狠毒辣。我没有收受一丝贿赂,连凤老和云程兄我也敢保。我们都是跟着大人您审理案子的,哪能和他们通同作弊呢?”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田文镜此刻非常冷静。他知道,事情一旦搅闹下去,就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案。不但今日处决人犯的事情要黄,还不定又会凭空生出多少是非哪!胡期恒不是已在吵吵着,要他放了臬司的人吗?车铭能善罢干休吗?他咬咬牙,狠狠心,决定先杀了几个贼秃再说。便傲然地一笑说道:“你们都别在这里瞎闹,各人自有各人的一本账,本抚绝不会置之不问的。觉空,方才我已经说过,善恶有报,只在今日。你们的罪过既然已经审定,还是今天了断最好。等你们的事情完了,我再回过头来处置几位师爷的事。来人,把这一干人犯与我架出去!”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衙役们一听这话,不敢怠慢。他们一拥而上,把三十名死囚绑的绑,架的架,推的推,拖的拖,全都服侍好了。几名戈什哈抱来了一捆亡命牌,码放在案头上。田文镜嘴角上吊着阴狠狠的微笑,掂起沾满朱砂的大笔,在犯由牌上排头抹过。这殷红似血、淋漓欲滴的处决令,将把罪行昭彰,死有余辜的淫僧、淫尼们推往断头台!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戈什哈们一拥而上,将亡命旗一一插到犯人脖子后面,又推出了大堂。田文镜松了口气,兴奋地说道:“今日我田某不负皇上圣望,总算给开封百姓除了戾气。庙堂之上,圣心欢快;街衢之内,万民庆贺;就是西天佛祖,见到我替他清理了佛门败类,又岂肯不让我享升天之乐?走,车、胡二位大人,跟着在下监刑去!”他回过头来,又吩咐一声:“去,知会巡捕房,把三位师爷安置好了。告诉他们,不准虐待,但也不许几位师爷们串供!”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胡期恒和车铭哪还能说出话来?只好紧跟着田文镜走向门外。抚衙外面,早已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了!嘁嘁喳喳的议论声,挤挤轧轧的嚣闹声,被别人踩疼了的叫骂声,热昏了亲人的求救声……此起彼伏,乱成了一锅粥!但无论怎样混乱,人们还是看清了抚衙里走出的监刑大人,和他们身后的六十名戈什哈。这些人的胁下,夹着三十名头插亡命旗标的死囚,疾趋而出,引起一阵更大的骚动。围观的人群全都挤上前去,谁不想看看这些僧尼是什么样子啊。开封城门领马家化可真是急了,这是法场啊,哪能乱成这样?他不顾官体威仪,也不讲乡亲情面了。把发辫在脖子上一盘,就指挥着手下人等大打出手。口中还不住地叫着:“都往后退,退出白灰线外……用鞭子抽呀!谁往前挤,就抽他娘的!”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田文镜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巡抚衙门的大纛旗杆下,一声怒喝:“把觉空、静慈拖到这边来!”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扎!”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把其余的人犯押在铁栏杆前!”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扎!”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眼见到这个阵势,四周突然变得安静了。人们全都在等着那不同寻常的时刻,也在等着听巡抚大人的训示。可是,田文镜却只是轻轻他说了两个字:“行刑!”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可就是这两个字,却如天崩地裂一样,引发了震憾人心的三声大炮。铁栏杆开处,一队黑衣红带、手执鬼头大刀的刽子手走了出来。他们迅速地走到犯人身后,拧住这些死囚,极其熟练地在犯人膝窝处一踹,趁着他们下跪的当口,抡起大刀就劈了下去。然后猛蹬一脚,又把囚犯踢出,自己却闪身离开。这一连串的动作,做得干净漂亮,没有一丝地拖泥带水,此时再往下看,地上滚动着的已是二十八颗血淋淋的人头了!时当正午,阳气最盛,人头落地后,一腔热血,激箭般地冲射而出,呛人耳目,连衙门前边的石狮子上,都溅满了殷红的血迹,此情此景,别说百姓们从未见过,就是当了不知多少任监刑官的胡期恒也看呆了。他真佩服田文镜的胆量和凶狠,也真不明白,他怎么敢一下子就杀掉了二十八个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田文镜却没功夫想这么多,他又是一声令下:“把觉空和静慈这一对首犯,架上柴山!本抚要亲手点火,把他们送上西天!”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觉空和静慈二人早就瘫成一堆烂泥了,巡抚衙门的戈什哈们也没干过这差使呀!上来了四五个人,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的死囚拖到柴垛上。田文镜一声长笑:“哈哈哈哈……昔日东林有诗曰:‘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年大将军为定边疆,曾杀人十万,我田文镜为了豫省百姓,又岂敢落后!”说罢,他手举火把,撩袍捋袖,大步走向了柴山。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挤在这里观刑的人成千上万,全都被这从未见过的场景镇住了。偌大的广场上,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偶而,远处传来一声孩子的哭啼,更增加了这浓重的肃杀气氛。田文镜高举火把,口中念偈道: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嗟尔二师,四大皆空。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今日西去,吾其送行。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此世作恶,此世报应。

  又说:

  来世作恶,莫逢文镜!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咄!纵有千般孽障深,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火焚去真干净!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说罢,将火把投向柴山。那柴山上早就浇满了清油,在烈日炎炎之下,见火即着。只听“嘭”地一声,立刻便烈焰冲天,刮刮杂杂、哔哔剥剥地烧了起来。觉空和静慈两人,身陷这座人造的火焰山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略一挣扎,不移时,便化作了一堆焦炭。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田文镜一直笑着站在那里,眼看着烟消火尽,人散场空,才从容地回到府衙。开封府的大小官员们,今天算是见识了这位巡抚大人的手段,一个个心惊肉跳,手脚冰凉。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一见田文镜走过,全都跪倒在地,不敢抬头。田文镜却仍是带着微笑说:“起来,起来。这是干什么?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哪!”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巡抚大人再次升堂,头一件事,便问到了胡期恒:“胡大人,你衙门的那些人,怎么处置呀?”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此时的胡期恒还敢再说什么,他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回抚台,一切全凭中丞裁度。不过,此事,既然牵连到敝衙,卑职是理应回避的。”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车铭知道,田文镜今天把事情作得太绝了,一定会引起朝野轰动。他巴不得看着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呢,便在一旁冷冷地说道:“胡大人,你别忘了,还有抚台衙门的几位师爷,也在此案之中。难道,你想让中丞也回避吗?”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田文镜岂能不知车铭这话中的含意,却既不作解释,也不于理采地付之一笑。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身后的毕镇远问:“毕老夫子,看来只有你一人出污泥而不染了,是吗?”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毕镇远却回答说:“不,中丞大人,你这话说错了!”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⑧同上书,第80-82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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