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回,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隆科多因不知道汪景祺现在的真实身份,又听他对朝廷里的事了解得太多,心中充满了疑惧。他脱口而出地问道:“汪先生,你关心的事未免太多了吧?”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汪景祺的眼中闪着绿油油的光芒,却不冷不热地说:“我这就要说到你了。你自以为是顾命大臣、受恩深重;你自以为是忠心耿耿,实心实意地在为皇上办事,这都一点不错。你放心、九爷也不会拿着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凡事都要讲情愿嘛。不过,学生却想提醒你隆大人一下:身为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驻在畅春园西的锐健营和绿营换防,你知道不知道?图里琛将出任丰台大营的提督你知道不知道?热河驻军也更换了都统你知道不知道——别别,隆大人,你先不要惊愕,还有呢!有人参你卖官受贿,说你在密云祖陵置了一百顷庄园;还有人参你飞扬拔扈,对皇亲无礼。比如,你在十二爷面前擦身而过却不行礼;你说二十三爷‘童稚无知’这事可有?还有人参你曾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就是死期到来之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概用不着学生告诉你吧………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汪景祺侃侃而谈,如数家珍;隆科多却战战兢兢,似遭雷殛,允禩向汪景祺摆摆手,他自己却走上前来说:“天威难犯哪!舅舅你自己心里应当明白,你并不是忠臣,也不懂帝王之心!当年圣祖皇帝剪除鳌拜的前一天,不是也曾封了他个‘一等公’吗?这与今天的情势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得了个总理王的空名,九弟、十弟和十四弟却受到整治;皇上还需要年羹尧替他打一个大胜仗,需要李卫和田文镜替他催讨国债;接下来的便是整顿吏治,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如此文德武备双管齐下,待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他还能再要你这位顾命大臣?你自诩为诸葛亮,辅了先帝辅后主。可这只能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雍正不是阿斗!”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允禩这话说得一针见血,透彻无比。隆科多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来,眼中露着凶光,咬牙切齿地对允禩说:“八爷,你这话为什么不早说?一年前只要你说了这话,我隆科多只需在传遗诏时……现在坐在养心殿的就是你了!唉,如今一切都晚了,你才把话说透。可说透了又能如何呢……说吧,你给我隆科多一个章程,我去办!”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好!这才是我们满洲汉子说的话,这才是真豪杰!”允禩拍案而起,来到隆科多身边,“我实言相告,我们——包括十爷、十四爷在内,早就死了篡位称帝之心。为了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大清江山,不致于出个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也为了我们这些人不会被一个个地送到屠刀下,我们就得另外拥立一位新主!”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谁?”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阿弥陀佛!”一直在大吃大喝而没有说话的空灵法师,突然开言了。只见他双手合十,掷地有声地说:“三阿哥弘时,龙日天表,贵不可言,乃是一位救世真人!”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一听说他们选中的人竟是弘时,隆科多又目瞪口呆了。雍正的三个儿子,可以说都是在隆科多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弘时这小子,连他的小弟弟弘昼都不如,更不要说那位好学上进、风流儒雅的弘历了。难道就是这样的人也有帝王之份?不,他们这是找了一个幌子,找了一个傀儡!隆科多盯着空灵大法师问道:“大师深通天理,不过我不明白,今天在宫里,你为什么不制死那个刘墨林,又为什么不……”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口,下面没说的那半句话是谁都明白的。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空灵莫测高深地说:“和尚岂能违天行事?刘墨林气数未终,自然要留下他来。就是当今皇上雍正也还有三年的帝王之份呢。阿弥陀佛!”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一旁的允禟可不敢让这个空灵法师多说。这和尚是他费了好大的劲,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请来的。别人不知道,可他允禟心里有底,空灵佛学懂得不多,其实只是个武僧。但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点破的,一露出口风,空灵就成了“空而不灵”了。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来:“唉呀呀,一日三秋哇,还要再等三年!我说舅舅,这回咱们可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隆科多下了死心了:“八爷,九爷,你们说吧,叫我干什么?”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允禩没有忙着说话,却看了允禟一眼。允禟心领神会地说:“舅舅,你不要忘了,八哥只是总理王大臣,而你却是总理事务大臣啊!有你们二位在朝里还愁大事不成?不过,从今以后,你不要老到八爷这里跑。见了面也只是心照不宣,甚至表面上我们还是‘政敌’。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稳住眼下的这个局面,不能乱了套。原来我曾想凑着张廷璐的事,在张廷玉身上下点功夫。可是,不行。汉人一个个都是胆小心大的人,要紧时他们是难以指望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年羹尧,他带着二十几万大兵,光是中军的两万人,就任谁也别想动它!到时候,哪怕是年某能保持中立,我们也就有了七八成的把握了。”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隆科多想了想说:“年羹尧是皇上的亲信,向来都是只听皇上一人提调,我是说不上话的。何况万里迢迢的,怎么说都不好,写信更容易坏事。”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允禩连忙说:“年羹尧的事不用你管。九弟不是要到他那里去‘军前效力’吗,就让九弟来办这事吧。汪先生最近也要去年某人那里,我已为他找到举荐之人了。舅舅这里只须办一件事:除掉方苞!”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啊!除方苞?他不过是一介书生,何必要打他的主意?再说,他在皇上眼里很吃得开,想用离间计恐怕都很难。”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软的不行,就给他来硬的嘛。”允禩说得似乎是不动声色,可听了却让人心惊。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隆科多问:“硬的怎么来?难道能闯宫杀人?”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对!”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皇上……”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允禩不容隆科多说下去:“皇上那边,也不用你费心。不久,他就要去热河秋狩,也必定会带着张廷玉而留下方苞,这就是机会。舅舅,你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吗?比方说,畅春园里发现了‘刺客’,或者是有了‘贼’,你不就能带兵进园了吗?月黑风高,混乱之中,‘方老先生’不幸被‘贼’杀了,死无对证,就是皇上亲自问,他不也只能干瞪眼吗?”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隆科多过去知道,八王爷素有“八佛爷”、“八贤王”等等美称,但隆科多也知道,说这话的人并没有看到八爷的真实面目。今日听八爷这么一说才明白,他竟然是这样地心狠手辣,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沉思好久才说:“八爷令旨,应当说是能办的,可就怕太后出面干预。那时正是夏天,太后会住到畅春园里去。她要是下令说不许带兵进园,不就全完了吗?”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空灵和尚又有了机会:“阿弥陀佛!老僧已经夜观天象,太后是活不到今年夏天的。”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年羹尧统率十万大军,从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九月还没有大举进剿。他不是不想速战速决,可是,这一仗打得好坏关系太大了,他不能不多加小心啊!他们眼下要对付的是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这是一支十分剽悍也十分狡滑的军队。飘忽不定,行动诡谲,派小部队搜索,常常找不到他们,大部队又怎么敢轻易行动?年羹尧心里比谁都清楚,盲目追逐是要吃大亏的。这个人自幼便爱读兵书,所以虽然考中了文进士,他却投入了军伍。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他都在名将飞扬古帐下当参将,在戈壁滩飞沙走石、狂飚冲天中征战了十几年。他深知这一仗的重要,打好了,他就将是一代名将;打不好,早就布满了火药的朝局,立时就要爆炸。人们会纷纷议论:为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爷调回京师,却让这个草包来丢人现眼?那时,他年羹尧身败名裂自不待说,恐怕连雍正皇上的龙位也会坐不稳。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正因为这一仗他志在必得,所以他用兵才一直是小心翼翼,分外谨慎。用了几个月的心思,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才算织成了一个包围罗布藏丹增的大网。这些天来,他又累又乏,脾气也变得非常暴戾。当听说十名御前侍卫“护送”着九爷来“军前效力”时,他只是狞笑一声,把邸报往案上一甩,便背着手走出了大营。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他的长随桑成鼎见他脸色难看,连忙跟着出来,回了几件军务上的事。他的架子,他的脾气大得简直吓人。桑成鼎小心地问:“大帅,九爷他们已经到了西宁城外,你是不是要接一下?”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年羹尧把牙一咬:“哼,我不去接他们,谁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是来抢功,还是来吃苦的?你带着中军帐下的副官去接一下算了。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桑成鼎知道,年羹尧是心里有气,也知道他对皇上这样的处置心有不满。可是,桑成鼎又敢说什么呢?只好带着人走了。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西宁的接官亭上,九爷允禟和十名御前侍卫,还真的是在等着年羹尧去接呢!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的年某人可不同以往了。他是手握重军,叱咤风云的大将军,除了皇上之外,谁敢对他下令,谁又有资格让他亲自迎接啊!这不,他们现在还等在城外呢。不过,也不是干等。西宁知府司马路是十四爷的门人,年某可以不买九爷和侍卫们的账,他能不赶着来巴结吗?接官亭内摆上了一桌难得一见的“驼峰宴”,请来了西宁最好的厨师,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们饱餐了一顿。说实话,这些侍卫们也真可怜。从出发以来,越往西走越荒凉。过了甘肃,进入青海高原,放眼所见,到处是迷迷茫茫的风沙。吃的全是燕麦、青稞和牛羊肉,到了缺水地方,连洗脸水都难得供应。这些侍卫们都是满族的贵介子弟,虽然遵从祖制,从小练武,打熬筋骨,可哪受过这样的罪呀?一路之上,他们早就骂娘了。九爷被皇上发了出来,心里也是一肚子的气,可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早就做好了准备。随身带着一百万两龙头银票,逢到侍卫们发牢骚,便拿出钱来安慰。果然,钱能通神,还没到西宁呢,这些侍卫们就把皇上交代的“不得与允禟交好”这话,忘了个一千二净。司马路着意巴结,这餐饭还确实是办得十分像样。就说这桌上的时鲜青菜,就是他们一路上从未见过的。允禟没多喝酒,却品着浓浓的配茶说:“西宁这地方不错嘛,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司马路笑了:“九爷,您真是在紫禁城里出来的,这地方什么都没有!桌上的这些青菜全是从四川运来,供应年大将军行辕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又拿来孝敬九爷和各位的。”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哦?是这样,大将军行辕离这里远吗?”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回九爷的话。不远,就在城北。不过年大将军军务繁忙,奴才也是难得一见。这不,前边驿站的滚单到了,奴才方知道了爷们来到的消息,匆匆忙忙地备了这桌酒菜,略表奴才的一点心意罢了。”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一听这话,随着允禟来的人全都炸了:“好嘛,爷们是皇上派来的,不是他妈的哪个王八羔子的孙子,他年羹尧就敢这样对待老子?”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允禟一看,说这话的是位皇亲,叫穆香阿。他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二十三和硕公主,正牌的金枝玉叶。要不,谁敢这样说话呀?允禟看了他一眼说:“老穆,你的酒喝多了,这里离大营近了,说话要小心点。走吧,咱们别等人来接了,权当是遛弯不就去了吗?司马路,你给我们找个带路的就行了。”一边说着一边就穿好了外衣。侍卫们一看这阵势,也不敢再说别的,只好跟着允禟步行向前。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刚走了大约一箭之地,就见前边一队人马跑了过来,带路的人指指他们说:“九爷,您瞧,他们来迎接了。”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九爷允禟连忙滚鞍下马,他还没站定呢,桑成鼎等人已经来到身边。桑成鼎上前叩头,起身又打了个千说:“奴才桑成鼎叩见九爷。年大将军再三叫奴才致意,说他甲胃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九爷和各位前往大营相见。”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允禟笑笑说:“有劳了,我们这就去。”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穆香阿却大喊一声:“慢!侍卫就要有侍卫的派头,瞧你们那不死不活的样子,哪像是去见大将军?都给我把黄马褂穿上!”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这些侍卫临来的时候,雍正都给他们赐了黄马褂,为的是特别加恩,以示笼络。按清朝的制度,凡是穿上了黄马褂的人,就可以和任何一级官吏分庭抗礼。允禟知道,这个穆香阿又来了二百五的脾气,想在年羹尧这里惹事。允禟没忘了来这里前八哥的叮嘱,本不想一见面就让年羹尧抓住把柄。可又想,年某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瞧也好。仓促间也来不及多想,又不能当着桑成鼎的面商量,只好上了马跟在后边。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西宁是个小城,只有三四千居民,几经战火,百姓全都逃光,现在只是一座兵城。允禟骑在马上远远眺望,但见家家门口都住着军士,有的还设着仪仗。大街上,每隔不多远,便有一个军士,身佩腰刀,手执长矛,钉子似的站在那里,目不邪视,威严无比。他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行辕门口,那气象更是森严。一面铁杆大纛旗高矗在辕门外边,强劲的西风中猎猎飘扬的纛旗上挂着一幅缎幛,用蓝底黄字写着六个斗大的字: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抚远大将军年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门旁,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另一面则写的是“肃静回避”。四十名面目狰狞的军校排列两边,守候着这两面铁牌。行辕边门打开,旗牌官踩着“扎扎”作响的马刺从行辕里面大步走出,径自来到允禟面前,单膝一屈平手行了个军礼说:“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暂且在此歇马,大将军即刻出迎!”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看到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允禟想起来西宁之前八哥的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年羹尧。能让年羹尧在平定叛乱之后,向雍正皇帝杀个回马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起码也要劝他保持中立。得告诉他,做皇上的人是从来不讲恩情,不讲信义的。他现在之所以受恩邀宠,只是因为他手中有兵。一旦他功成名就,天下太平,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些话允禟在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但是,今天来到了帅帐门前,看到了这大将军的虎威,他却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连忙回答说:“上复大将军,不敢劳动大将军出迎,我们进去拜见好了。”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