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传,毛泽东传

嬉皮士还是苦行僧

在一次次死亡通牒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妙悟禅机,笑对生死的乔帮主。但如果一直回溯到40年前,从青年时代起,那个洒脱任性、不拘一格的乔布斯就被深深打上了嬉皮士的烙印。

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可以一边吸毒听摇滚,一边在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禅机心语里流连忘返?一个经常对员工咆哮怒吼,动辄威胁媒体记者的CEO怎么会在创业时让一位禅师担当员工的精神导师?一个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屡屡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盖世奇才为什么会说出「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换取和苏格拉底共处一下午的机会」这样的人生感悟?

乔布斯身上,到底是叛逆者的成分更多些,还是修道者的成分更多些?

禅宗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也许,无论是嬉皮士还是苦行僧,在明心见性的禅宗看来,本没有任何分别。

只要发自本性,自然可以「来去自由,通用无滞」。

如果乔布斯不是性情中人,这世上就再没人敢说「性情」二字。和那些强烈个性相对应的习惯、癖好,其实都是乔布斯身上最有趣的地方。

例如,因为学禅,乔布斯始终奉行「鱼素食主义」,只吃鱼和素食,还为此专门请来大厨,把苹果总部的食堂改造得充满豆腐氛围。在乔布斯家里,只有很少的家具,似乎一切都是为静修准备的。

在不同时期,乔布斯的衣着打扮几乎就是几个不同时代的范本。年轻时要么像个嬉皮士一样长发、T恤、短裤、凉鞋,要么像小马哥那样一袭灰色风衣配上衬衣西裤,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的时尚特征。随着年龄增长,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乔布斯几乎一成不变地将自己封装在著名的「龟脖衫」和牛仔裤的搭配里,这时的乔布斯更像个深不可测的哲人。

可在生活中,乔布斯就是一个大孩子。有一段时间,乔布斯喜欢一款保时捷的腕表,自己天天戴在手腕儿上显摆。如果有人注意到他的手表,当面夸这表好看,乔布斯就直接从手腕上摘下表来,当场送给对方,说:「恭喜恭喜,你懂得欣赏这款卓越的设计。」谁知几分钟后,他就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块来戴在自己手腕上。其实,这个魔术也不是很难,乔布斯事先买了一整箱这种每块价值大约2000美元的腕表,送了一块,就再从箱子里拿一块戴上。

苹果前董事会成员彼得·克里斯普(Peter
Crisp)回忆说,当年苹果刚上市的时候,金融大亨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自己家组织了一次庆祝苹果成功上市的聚会,邀请苹果高管和多位著名投资人、银行家参加。没想到,乔布斯带了不少苹果工程师跑去参加聚会。显然,乔布斯自己和这些从来不知道规矩方圆为何物的工程师都把这次聚会当成了周末海滩上的生日派对,好多人随身带了玩具和彩色的苹果商标贴纸,把洛克菲勒家里弄得乌烟瘴气。事后,洛克菲勒对克里斯普抱怨说:「下一次,千万告诉他们,别在我家卫生间的镜子上贴商标。」

乔布斯喜欢开车,从高中时就开着家里的旧车到处飞驰。最近几年,乔布斯一直开着一辆奔驰SL55
AMG在硅谷出没。这款车在乔布斯买的时候,售价大约是13万美元。

不得不说,乔布斯开车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从不安装牌照。据说,从Macintosh时代起,乔布斯就有不上牌照的习惯。警察来过问时,他总是说,因为自己是名人,每天都会被人偷掉车牌,还不如不装。为此,加州车管所特许他不装牌照上路──这可真是够拉风的。有一次,笔者和朋友在帕洛阿尔托闲逛,发现路边别墅外停着一辆有些眼熟的银灰色无牌大奔,这才发现,原来已经逛到了乔帮主家门口。就在这时,乔布斯的太太劳伦娜从门里走了出来,看到我们这班貌似狗仔队的不速之客,还友善地冲我们挥手微笑。

第二是经常把车停在苹果公司的残疾人车位。安迪·赫茨菲尔德在Macintosh团队时就目睹过这一现象。后来,更多的人拍到了乔布斯把无牌大奔停在残疾人车位的照片。赫茨菲尔德开玩笑说:「乔布斯可能是觉得,残疾人车位上画的那个坐轮椅小人的符号,是在暗示那是为公司主席专门留的(主席一词的英文Chairman直译过来是『坐椅子的人』)。」目睹乔布斯把车停进残疾人车位的法国人让-路易·卡西则嘲讽地说:「没想到,残疾人车位是给这种情感残疾的人准备的。」

除了喜欢吃鱼素食,喜欢穿「龟脖衫」,喜欢开无牌大奔外,乔布斯还喜欢拆房子。没错,我说的的确是拆房子。

1984年,乔布斯在加州伍德赛德镇购买了一套约1600平方米,有14间卧室的大宅子。这所宅子名叫杰克林公馆(Jackling
House),是一幢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的建筑,由加州著名建筑师乔治·史密斯(George
Washington
Smith)设计,建于1926年,对美国这种历史不太久远的国家来说,这所大宅子绝对算得上一处历史文化遗产。

乔布斯在这所宅子里断断续续住过10年。1991年与劳伦娜结婚后,还把这幢房子当礼物送给了妻子。1993年乔布斯和妻子搬到帕洛阿尔托的新家后,就没去杰克林公馆住过。1998年,曾借给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使用过一次。

乔布斯明显不喜欢杰克林公馆的建筑风格。他说那房子是「他见过的最令人厌恶的建筑之一」。从2000年开始,他就再也不整修、打扫房子,任由杰克林公馆日渐凋敝。2004年,乔布斯打算彻底拆掉房子,重新修一幢精巧的小别墅。伍德赛德镇议会同意了乔布斯的申请。没想到,当地的文物保护主义者不干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团体,然后把乔布斯和镇议会统统告上了法庭。

2006年的法院判决不允许乔布斯拆除这幢有文化遗产价值的房子。乔布斯继续上诉。2007年,乔布斯败诉。当时,乔布斯曾通过他的律师发表声明称:「我为保护遗产付出了持续的、代价高昂的努力。」有三个未透露姓名的人愿意将整幢房子完好地迁移到其他地方,但迁移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乔布斯曾对法庭解释说,他想拆掉房子的主要原因是房子太大。这幢豪华的建筑有两条长长的回廊,回廊两侧排列着一间间的卧室。乔布斯说:「对我们一家五口来说,这幢房子太大,没有家的感觉。它从来都不是一幢真正有趣的房子。所以,我想在拆掉它之后建一所更小但要好得多的建筑。」

2010年3月,峰回路转,法庭推翻了2007年1月的判决,乔布斯又可以拆除伍德赛德镇的别墅了。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没等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人干预,乔布斯就当起了拆迁队的头头,开始指挥杰克林公馆的拆除工程。2011年2月,飞机航拍照片显示,杰克林公馆所在地已经成了一片瓦砾。

在拆房子这件事上,乔布斯的任性又赢了一回。而且,乔布斯已经向伍德塞德镇提交了新宅的详细设计规划。据说,新宅的预算是845万美元,面积只占原杰克林公馆的三分之一,大约450平方米的样子,有五个卧室,还有一个大的露台和一个能容纳3辆车的车库。房屋周围是碎石铺成的小路,以及两万多平方米的花卉、植物和蔬菜。一旦建成,「田园风光」这四个字也许就是最合适的形容词了吧。

最近几年里,乔布斯与媒体记者、普通用户乃至普通网友的电子邮件通信屡屡被媒体曝光,乔帮主不羁与睿智并存的真性情在这些电子邮件里显露无遗。

iPad刚刚在欧洲上市时,欧洲人民普遍抱怨iPad的售价比美国贵。愤怒的顾客纷纷写信责问乔帮主。没想到,乔帮主还真的给这些顾客回信,而且,是亲自用特有的「帮主体」让这些唧唧歪歪的顾客闭嘴。

这是乔布斯给一位英国顾客的回信内容:「拜托,发信前请自修一下贵国法律!根据法律,英国iPad的售价中必须包含增值税,大约18%。在俺们美国,售价里可没有税的哦。」

一位德国顾客随即发现,即便考虑增值税因素,德国的iPad售价也明显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更别说美国了。结果,他写给乔布斯的信也成了帮主开展普法教育的由头,乔布斯回信说:「拜托,要骂就骂你自己的政府吧!德国不久前刚对电脑开征了新的版权税。」

这两年,苹果iPhone手机和谷歌Android手机之间的战争如火如荼。乔帮主居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极尽讽刺、挖苦Android手机之能事。有一次,一位顾客就苹果对iPhone应用和内容的审查提出了质疑,他发信给乔布斯说:

「苹果公司现在越来越主观地决定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内容。比如,拒绝马克·菲奥里(Mark
Fiore)漫画应用上线,以及对限制级内容的严格管制。我当然赞成让孩子们远离不良信息,但有时候我自己希望接触一点。我觉得这类应用应该上线,家长可以决定是否将其屏蔽。苹果又不是卫道士,苹果该做的是设计出非常酷的产品并把它带到消费者面前。」

乔布斯对此回复道:「菲奥里这款应用不久就会在应用商店上线,这只是个小失误。从道德角度讲,应用商店中决不会有成人内容。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我建议他买部Android手机。」

iPhone
4刚发布后,即遭遇「信号门」,用户手握金属边框时,手机天线居然会受到干扰。一位用户给乔布斯发邮件抱怨说:

「我喜欢我的iPhone 4,真的很棒,但我手一握住iPhone
4的金属边框,移动信号就不见了。看起来这还是个常见的问题。你们打算如何解决呢?」

「别用那种姿势拿手机就好了。」乔布斯回信说。

2010年5月,著名硅谷八卦博客「硅谷闲话」(Valleywag)的编辑莱恩·泰特(Ryan
Tate)发邮件给乔布斯,质疑iPad并不是一件革命性的产品。没想到,这封邮件捅了马蜂窝,气急败坏的乔帮主像个网上灌水被人鄙视的愤青一样,接二连三地与泰特在邮件中唇枪舌剑,纠缠不休。

泰特:「如果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英国诗人和作家)今天20岁,他会如何看待你的公司?他会不会认为iPad与『革命』毫无干系?因为『革命』是与自由有关的。」

乔布斯:「是的,免于被某些程序侵犯隐私的自由,免于被某些程序浪费电池的自由,免于被色情内容污染的自由。是的,自由。当这些改变发生的时候,PC时代的老顽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旧世界正在消亡。就是这样。」

泰特:「《连线》杂志做iPad的本地应用是迫不得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移植上浪费精力?……我已经确信,你们会控制内容和应用程序的审批。」

乔布斯:「天哪,你为什么苛求这种技术细节?此事无关自由,而是苹果想为用户做正确的事。用户、程序员、出版商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他们不想,他们大可不必购买iPad,为iPad开发程序或在iPad上发行。看起来,这不是他们有问题,而是你有问题。」

泰特:「你本有机会为手机和平板电脑设置一个新的平台,一个立足未来的平台。但看到你们玩这种集权和复仇的游戏,我很失望。我认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把自己关于成人内容、商业秘密、技术纯洁性的道德观强加于人。」

乔布斯:「你真是被严重误导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按我们的方式制造和保障用户体验。你可以提出异议,但我们的动机是单纯的。顺便说一句,你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儿吗?你创造了什么东西,还是只会批评他人的努力、贬低他人的动机?」

真的,看到乔帮主在邮件中不厌其烦地和对方打口水战,或是直接用讽刺、挖苦堵住对方的嘴,有时候真是觉得,乔帮主身上放浪形骸、不拘一格的嬉皮士风范是一生都不会改变的天性。无论乔帮主多么成熟,这种真性情都会在言谈举止中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呢?

禅宗说:「凡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

乔帮主的真性情,不就是一个曾苦苦修禅悟道、追求佛性禅心的人,在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中感悟和印证自我的不二法门吗?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大师艾维

越过了1997年这道坎儿,苹果一下子成了一台「未来制造机」,每隔两三年,就抛出一件领先竞争对手一大截的超酷产品,活脱脱把一部IT发展史变成了科幻系列剧。

这部科幻大片的总导演,当然是回归苹果后的乔帮主。

但千万不要忘了,这部大片里还有另一个灵魂人物,他的名字叫乔纳森·艾维。

一位曾经在苹果总部工作多年的资深员工回忆说:「乔布斯也会在公司的餐厅吃饭。他通常一个人用餐,很少有员工敢凑过去跟他搭话。如果乔布斯吃饭时有人作陪,那么,那个人十有八九是乔纳森·艾维。」

绝大多数苹果用户可能不知道这个艾维是何许人也。但如果告诉你,苹果那些最酷的产品,比如iPod、iPhone、iPad都是艾维的设计,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艾维是个与乔布斯一样神奇的人?你用iPod听音乐时也许会说,瞧,这是乔布斯的产品!没错,这的确是乔布斯的产品,但同时也是艾维的设计。你用iPhone打电话,用iPad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想,乔布斯真酷!没错,乔布斯很酷,但如果单讲工业设计、交互设计、视觉设计这些具体的行当,这位艾维大师比乔布斯还要酷10倍!

即便对业内人士而言,这个艾维也相当神秘。他很少像乔布斯那样在展会上抛头露面,也很少接受采访。大家通常只知道,艾维作为设计师曾赢得过一大批荣誉:

  • 2002和2003年,连续获得伦敦设计博物馆年度设计师称号。
  • 2003年,获英国皇家人文学会授予皇家工业设计师大奖。
  • 2004年,BBC将艾维称为「全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此外,因为艾维将电子产品设计成艺术品的神奇本领,BBC还将艾维誉为「苹果公司的阿玛尼」──阿玛尼是以经典、优雅、完美著称的高档时装品牌,也是品牌创始人的名字。
  • 2006年,荣获英国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CBE)。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5年6月就开始使用iPod,也是艾维的粉丝。
  • 2007年,因为iPhone的卓越设计而获得美国国家设计奖。
  • 2008年,同样因为iPhone,获得MDA个人成就奖。
  • 2010年,因为苹果产品的杰出设计,《财富》杂志将艾维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设计师」。

在某些圈子里,艾维的设计天才被推崇到了神一样的高度。比如,音乐圈儿里的人都不承认乔布斯或负责iPod硬件研发的鲁宾斯坦是iPod的发明人,他们认为,负责iPod外观和交互设计的艾维才是真正的iPod之父。U2乐队的主唱Bono干脆把乔纳森·艾维叫做乔纳森·iPod。

其实,艾维的经历并不复杂。他是英国人,出生于伦敦近郊的清福德,也是个年少早熟的孩子。小时候,艾维喜欢研究各种东西的构造。他经常在家里把收音机和录音机拆得七零八落之后再拼起来,每次都惹得父母大发雷霆。到了十三四岁时,艾维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设计漂亮、好用的东西,他同时对最炫的汽车、日用品、家具、珠宝甚至舰船感兴趣。

中学毕业,艾维最想设计的东西是汽车。他想去伦敦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设计,但去学校转了转,年轻的艾维发现,那里的学生都一副古怪、另类的模样,总是故意在画画时「呜噜噜」地怪叫。艾维受不了这个,就又跑到纽卡斯尔理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读工业设计。

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艾维遇到了另一个设计奇才──克里夫·格瑞亚(Clive
Grinyer)。格瑞亚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艾维这样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如此专注的人。做毕业设计时,大多数学生做五六个模型就可以出成品,可艾维却一口气做了100多个。」

1989年,格瑞亚创建了一家名为橘子(Tangerine)的设计工作室,然后把刚毕业的艾维招至麾下。橘子工作室属于小本经营,设计师必须从顾问的角色开始,不仅要用出色的设计打动客户,还要用伶牙俐齿说服客户,同时也得精通商务流程。艾维是个死脑筋,他只想钻研设计,无暇旁顾。

艾维说:「我真的只喜欢设计。我既不喜欢,也不擅长商务方面的事。」

这样一个只喜欢闷头设计的人是没办法在橘子这样的创业公司立足的。从1989年到1992年,艾维度过了郁郁不得志的3年,他的设计无人喝彩,他的工作风格也与同事格格不入。

1992年,橘子工作室接到的一个项目改变了艾维的一生。当时还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苹果公司找到了橘子工作室,想让橘子为即将发布的便携电脑做几款设计。艾维当时正在郁郁寡欢地帮客户设计浴室用具,见到苹果的项目,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像饿了好几年的美食家突然发现了饕餮大餐。

一个阴郁的午后,艾维驱车来到赫尔(Hull),为客户展示他最新设计的马桶。那一天正好是英国慈善组织「欢喜救济会」(Comic
Relief)搞的「红鼻子日」,客户公司的市场经理戴着一个大红鼻子,歪着头观看艾维的产品展示。艾维站在投影前,一边费力说明自己的设计是如何如何新颖、独到,一边偷眼看市场经理的脸。那张脸藏在红鼻子后面,既阴险又古怪。艾维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那款马桶被客户批评得一文不值,艾维又一次被客户拒绝。

没过几天,郁闷的艾维搭飞机赶赴美国加州的库比蒂诺,来为苹果公司演示他设计的便携电脑。艾维从来没在这么一家世界知名的大公司里展示过自己的产品。在苹果会议室里,看着一屋子的市场经理和产品经理,艾维的心惴惴不安。没想到,刚结束展示,会议室里的人们就对艾维的方案赞不绝口。一个副总裁甚至走到艾维身边说:「你的设计很棒!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加入苹果,来我们这里工作?」

加入苹果?艾维从来没奢望过,自己竟然有机会到设计师的圣地──苹果工作。他喜欢电脑,更喜欢电脑的外观设计,也会像普通粉丝那样,对苹果Apple
II、Macintosh的经典设计着迷。现在,上天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可以加入苹果,参与到设计这些伟大产品的过程里。单纯的艾维可没想到,苹果那时没有了乔布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连当时的CEO斯卡利也自身难保。

从美国回到伦敦的艾维向格瑞亚递交了辞呈。格瑞亚后来对失去艾维追悔莫及,他说:「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天才。如果问我为什么失去了他,我想,一切都该归咎于他去赫尔展示马桶设计的那一天。那个戴着红鼻子的人拒绝了艾维。从那一刻起,英国失去了艾维,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设计师。」

英国失去了艾维,但美国要得到艾维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乔布斯还没有回到苹果。

在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工作,艾维发现,苹果并不像自己先前想象的那样美好。最初几年,艾维都是在设计牛顿PDA的外壳和苹果打印机的托盘。艾维经常搞出一些古怪的创意,他的办公室里放了几百个模型,但没有一款创意被高层赏识。苹果内部产品线混乱、人浮于事的情况让艾维心灰意冷,他一度想过辞职。

这一切,都是因为,乔布斯还没有回到苹果。

像艾维一样,从小就找到一件自己一生最喜欢的事情,很难。

像艾维一样,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找到并加入一家自己最喜欢的公司,更难。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成功。

因为,要在自己喜欢的公司里遇到一位赏识并支持自己的人,真的是难上加难。

无论如何,艾维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人之一。

1997年,回归苹果后的乔布斯像发现一处宝藏那样发现了艾维。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乔布斯在发现艾维的同时,也发现了艾维正在鼓捣的一款透明、彩色的神秘电脑,这款电脑后来成了乔布斯挽救苹果的第一款重量级产品:iMac。

对一个设计师来说,这一生中能做出一件iMac这样足以载入史册的产品,已经可以心满意足了。但艾维的强悍之处在于,他每隔两三年都会抛出这么一件惊世骇俗的玩意儿。从iPod经典的转轮控制,到MacBook
Pro的铝合金一体式外壳,从iPhone和iPad的一键操控,到MacBook
Air薄如蝉翼的造型,艾维的脑子就像机器猫的口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对于自己的设计理念,艾维是这样总结的:

「我们试图解决那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们所用的方法,则会尽量避免最终用户知晓其中的复杂性。

「除了保留那些最最基本的元素,我们希望去掉所有其他东西,但你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我们一次次回到起点并诘问自己:我们真的需要这个部件?我们能用一个部件取代另外四个吗?」

「我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外形和颜色这两件事,决定了你对一个东西的基本感知,无论是不是有意为之。」

「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看,我们正在做的并不是一个变换外观的游戏。这完全是一件实用主义的事情。设计就是用一种极度简约的方式来使用你的素材。」

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维讲的这些设计理念也是乔布斯对设计的看法。因为,在设计这件事上,乔布斯和艾维本就密不可分。

如果没有乔布斯的回归,艾维也许早就从苹果离职;如果没有乔布斯的慧眼,艾维的卓越设计也许今天都还是办公室里胡乱堆放的模型;如果没有乔布斯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对市场的敏锐直觉,艾维也许连下一个设计目标是什么都拿捏不定。

反过来,如果没有艾维的天才手笔,乔布斯也许还在重复自己在NeXT屡败屡战的悲剧人生;如果没有艾维的创意思维,今天的苹果产品就不可能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那样,受到全世界无数「果粉」的膜拜。

在设计上,乔布斯和艾维是天生的绝配。

曾经在艾维设计团队工作的设计师托马斯·迈耶霍夫(Thomas
Meyerhoffer)这样评价乔布斯与艾维的关系:「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协作关系。那是一种公司领导人重视设计,设计领导人重视公司的完美组合。」

每个成功企业都有看家的本领。苹果看家的本领是设计,是区别于所有其他公司的独特的、难以超越的美学特征。这个门槛正是乔布斯和艾维联手创建的。

在苹果,艾维所负责的工业设计部门是全公司重兵布防、严加戒备的地方。苹果自己的员工凭着工牌门卡,可以进出苹果的其他所有部门,但艾维所负责的工业设计部门例外。除了有限数量的高管和艾维本部门的员工,任何人都严禁进入。

如果哪个员工从工业设计部门离职,那对不起,你的离职手续比其他部门员工要麻烦得多。比如,要和律师面谈几个小时,签下各种保密协议,承诺离职后不对外泄露任何机密。

如果工业设计部门的员工到外地出差,那么,一个基本的准则是,自己出差的目的地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这看似苛刻的条件,背后的意思是说,假如竞争对手知道你去哪个城市,那没准儿会猜出你要去跟哪家设计公司或哪家制造商合作,从而得到套取秘密的渠道。

今天,苹果之所以能在电脑和消费电子领域呼风唤雨,艾维和他的设计团队所建立的这道别人无法逾越的门槛居功至伟。假设允许商业暗杀,苹果的竞争对手最想暗杀的两个人,一定是乔布斯和艾维。

只要艾维在苹果,苹果产品的美学特征和用户体验风格就会保持一贯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领先对手三到五年。由此带来的一个严肃问题是:假如艾维辞职,苹果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没必要杞人忧天。有那个时间,还不如来看看乔布斯和艾维联手创造的一系列炫目的产品,以及它们背后有趣的故事。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②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①(①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②(②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②(②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③(③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有一段回忆。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④(④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③(③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⑤(⑤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①(①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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