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乔布斯传

败亦伟大

说NeXT是乔布斯的滑铁卢,一点儿都不为过。如果不是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在NeXT将败得血本无归。但失败和失败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失败轻于鸿毛,有的失败则重于泰山。

NeXT虽然失败了,但NeXT留给苹果和电脑产业的遗产,其价值无法估量。

NeXT留给这个世界的第一份重要遗产,是NeXT的操作系统。这当然要归功于操作系统研发大师阿维·特凡尼安。

虽然销售业绩不佳,但NeXTSTEP仍足以在操作系统发展史上,占据一个里程碑式的地位。强大的Mach内核让NeXTSTEP拥有了超凡的性能和近似UNIX系统的稳定性。设计优雅的OpenStep接口标准,让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更加清晰、简洁。更重要的是,NeXTSTEP操作系统创造性地将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与操作系统的应用开发接口完美结合,大幅降低了软件开发和维护的难度。

面向对象的特性是乔布斯大为推崇的亮点,他说:「当我1979年到施乐访问,看到图形用户界面的时候,在短短10分钟里,我就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每一台电脑都应该像这样工作。你可以质疑,这个变革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你也可以质疑,在这个过程里,到底谁会胜出,谁会失败。但没人可以否认,世界上所有电脑最终都将在图形用户界面下工作。面向对象技术也是一样。一旦你理解了面向对象技术,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所有软件最终都将使用面向对象技术开发。你可以质疑这个过程需要花多少年,可以质疑谁会胜出谁会失败,但这个转变必然发生。」

乔布斯返回苹果后,一直在推动NeXT操作系统与Mac
OS的整合工作,但因为技术上的困难,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其间,Copland项目研发的不少新技术被融入到了Mac
OS 7的升级版Mac OS 8中,后续的Mac OS 9则是这个系列的最后版本。

1999年,基于NeXT技术研发的全新操作系统Mac OS
X(最后这个X是罗马数字10的意思,表示Mac OS
9的后继,但事实上已经是全新的操作系统了)的服务器版。2001年3月24日,桌面版的Mac
OS
X正式发布。直到今天,所有苹果笔记本、台式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都是NeXT当年打下的基础,就连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上使用的iOS操作系统,也是NeXT一脉传承的结果。

Mac OS
X和iOS操作系统在设计上将NeXT操作系统内核的稳定性,面向对象开发的便捷性和苹果Mac
OS天生就具有的超凡用户界面结合得天衣无缝。乔布斯回归后,苹果之所以能起死回生,又能在2007年后凭借iPhone和iPad等「神器」在消费电子领域横扫千军如卷席,NeXT操作系统留下的遗产可谓居功至伟。

顺便提一下,Mac OS
X的每个版本都有一个公开的代号,而且都是猫科动物的名字。即便是不懂软件原理的人,看到这些有趣的名字,也会一下子喜欢上苹果的操作系统。

Mac OS X版本 发布时间 猫科动物代号

10.0 2001年3月 猎豹(Cheetah)

10.1 2001年9月 美洲狮(Puma)

10.2 2002年8月 美洲豹(Jaguar)

10.3 2003年10月 黑豹(Panther)

10.4 2005年4月 虎(Tiger)

10.5 2007年10月 豹(Leopard)

10.6 2009年8月 雪豹(Snow Leopard)

10.7 2011年6月 狮(Lion)

NeXT留给这个世界的第二份重要遗产,是经过重重磨难后回归苹果的乔布斯乔帮主。

12年前,乔帮主愤然离开苹果时,还是一个在管理上极不成熟的小伙子。12年间,像奥德赛一样漂泊在外的乔帮主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在这12年里,虽然事业不顺,乔布斯的个人生活却有了着落。他终于放弃了嬉皮士一样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娶妻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

无论遭遇过多少磨难,无论生活状态如何变化,乔布斯用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始终都没有变。12年后,回到苹果的乔帮主是不是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在他钟爱的苹果一展身手?他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让苹果再次震撼世界呢?

这一次,乔帮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NeXT跟随乔布斯来到苹果的,还有他身边的左膀右臂──软件研发大师阿维·特凡尼安和硬件研发大师乔恩·鲁宾斯坦,这些人都是NeXT留给乔布斯和苹果的无价之宝。

NeXT成长过,失败过。乔布斯迷茫过,沮丧过。但NeXT远没有完结。NeXT留下的人和技术正在苹果悄悄积淀和凝聚,等待着一飞冲天的时刻。

可以触摸的玻璃

2004年,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在办公室里闭目养神的乔帮主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对一位工程师说:「我想要一块玻璃,一块既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弹钢琴的玻璃。」

可怜的工程师默不做声地离开,心里盘算着,玻璃怎么能看电影呢?玻璃又怎么能弹钢琴呢?该去哪里给乔帮主找这块儿闻所未闻的玻璃?

苹果公司所有聪明人都被召集在一起。没人知道该如何打造这么一块神奇的玻璃。工程师们满头大汗地搬来各种烧玻璃的炉子、耐火石、钳子……一炉一炉的玻璃烧出来,没有一块可以看电影,也没有一块可以弹钢琴。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扫地老太太缓缓走过这批最聪明的人身后,用低哑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乔帮主要的玻璃,其实,是一块支持多点触摸的高分辨率显示屏。」

扫地老太太话音虽低,却一下子让所有人鸦雀无声。工程师们恍然大悟,原来,乔帮主想要一块革命性的显示屏!

6个月后,工程师们把革命性的玻璃拿到乔帮主面前。因为猜不透帮主的用意,他们特意准备了一大一小两块玻璃。

乔帮主看到这两块玻璃,二话没说,先是抄起小的那一块,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手机拆开,扔掉屏幕和键盘,用胶带把剩余的手机部件和玻璃绑在一起,然后,拨通了大师艾维的电话,对他说:「我正在用一台革命性的手机给你打电话,这台手机将颠覆人们对手机的定义,我把它叫做iPhone。」

接下来,乔帮主又抄起大的那块玻璃,用胶水把一块CPU、一块内存和一块电池粘在玻璃背后,然后拨通比尔·盖茨的电话,对他说:「你知道吗?我手上有一块玻璃,几年后,这块玻璃将成为最流行的、人手一台的电脑设备,对,只有玻璃,没有键盘,没有机箱,也没有Windows操作系统。这块玻璃将颠覆人们对电脑的定义,我把它叫做iPad。」

好吧好吧,我承认上面这个段子是编的。乔布斯和苹果发明iPhone、iPad的历程其实相当漫长,其间经历了多次反复。不过,在iPhone和iPad所有出色的设计要素中,那块可多点触摸的玻璃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

2010年苹果发布iPad平板电脑时,有记者问乔布斯,为什么苹果先做iPhone,再做iPad。乔布斯说:「告诉你,实际上我们是从平板电脑开始的。我当时想要一块可以作为显示设备的玻璃,同时也可以支持多点触摸。我把想法告诉我们的硬件工程师。6个月后,他们拿回来一块神奇的玻璃。于是,我把一块玻璃送给我们卓越的UI设计师。设计师就基于这块玻璃,创造出了惯性平滑卷动之类全新的用户体验。我当时想:『我的天,我们可以把平板电脑的想法扔到一边,先用这块玻璃做一台手机。于是,我们就开始研制手机。』」

在乔帮主嘴里,整个过程轻描淡写。但事实上,乔布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关注手机和平板电脑,并静静地等待机会。直到工程师们创造出了神奇的多点触摸玻璃,乔布斯才相继抛出震撼世界的iPhone和iPad。

20世纪80年代,苹果还在卖Apple
II的时候,就试验过带触摸板,与简单的办公功能集成的电话机(不是手机),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苹果电话。1983年,苹果甚至还请工业设计公司Frog
Design设计过一个名为害羞鬼(Bashful)的平板电脑原型。

后来,斯卡利曾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牛顿PDA项目,可以说是iPhone和iPad的先驱。只不过,斯卡利推PDA时,电脑和移动通信终端还没有很好地整合,生不逢时的牛顿PDA甚至还比不过随后出现的PalmPDA和黑莓手机。

回归苹果后,乔布斯虽然终止了牛顿PDA的研发,但一款创造性的袖珍电脑或智能手机的想法始终占据着他大脑的一个位置。

2001年,微软开始大肆炒作平板电脑(Tablet
PC)的概念。几乎所有主流PC厂商都参与了进来。2003年,在一次采访中乔布斯预言:「微软的平板电脑会以失败告终。」结果还真如乔帮主所料,在几年时间里,一大堆有键盘的、没键盘的平板电脑走马灯一样逐个儿登场,却没有一款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十几年前,苹果刚开始借Macintosh炒作图形用户界面时,没有人想到,最后在图形用户界面领域取得垄断地位的是微软而不是苹果。这一次,在平板电脑的角逐中,命运完全颠倒了过来。微软眼睁睁看着自己炒作的平板概念先是被人们渐渐淡忘,10年后却又突然借苹果的iPad大放异彩。2001年时的乔布斯当然看到了平板电脑所代表的未来,但就是按兵不动,因为乔布斯相信,有时候,时机远比眼光更重要。

2002年,iPod发布不久,乔布斯预感到,iPod将在短时间内改变世界音乐产业的格局。也许,依靠一款可以打电话的iPod,苹果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改变移动通信产业的格局。被这一想法鼓舞的乔布斯亲自动手,在纸上画了几张iPod版手机的草图,还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神秘的代号「紫色1号」(Purple
1)。不过,连乔布斯自己也觉得,这个「紫色1号」与其他手机相比,没有太多革命之处,那几张草图也就仅仅停留在了纸面上。

2005年,苹果尝试着与摩托罗拉合作,在摩托罗拉手机里嵌入iTunes音乐功能。这一合作引得市场上谣言四起,人们猜测,已经在音乐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苹果很快就将杀入手机市场。

事实上,和摩托罗拉的合作只是苹果在移动领域的一次试水。摩托罗拉的iTunes手机并不成功。但通过类似的合作,苹果开始秘密接触手机制造商和移动运营商。与此同时,乔布斯也明确了自己对未来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定义──用多点触摸的玻璃带来超一流的用户体验,同时,集成丰富的互联网功能,让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真正的智能通信终端。

正如乔布斯所说,苹果首先把研发重点放在了手机上。之所以把平板电脑的计划置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电池技术还没有达到平板电脑的耗电要求。2005年2月,苹果秘密开始了代号为「紫色2号」(Purple
2)的项目,独立研发苹果自己的手机。2005年9月,项目已经集中了200多名工程师,以高度机密的方式运行。苹果和移动运营商的谈判也在同一时期展开。

2007年1月,Macworld大会上,乔布斯介绍了苹果电脑和iPod的几款新型号后,突然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特有的、带磁性的声音说:

「这一天,我期待了整整两年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件革命性的产品改变世界。1984年,苹果发布的Macintosh改变了整个计算机产业。2001年,苹果发布的iPod改变了整个音乐产业。今天,我们要发布3件同一重量级的革命性产品。」

像Macintosh和iPod一样能改变世界的重量级产品!还是3件!听众震惊了。乔帮主是在忽悠大家吗?现场鸦雀无声。

「第一件产品,」乔布斯继续说,「是一台宽屏幕、可触摸控制的iPod;第二件产品,是一台革命性的手机;第三件产品,是一台前所未有的互联网通信工具。这三件产品并不是独立的设备,他们是一台设备。我们把它叫做iPhone。今天,苹果要重新发明手机。」

重新发明手机──没错,这就是乔布斯对iPhone的定位。如果2007年第一次看见iPhone的人还无法相信乔布斯这一论断的话,今天,只要去北京、上海的苹果专卖店去看一看人们抢购iPhone的长队,看看云集在专卖店门口的黄牛党,就知道乔布斯当年的论断有多么准确。

2010年发布的iPhone
4将iPhone的销售推向了一个高潮。从9月在中国上市开始,一直到2011年春节前,iPhone
4无论在苹果中国网站,还是在北京、上海的专卖店,都一机难求。大量黄牛挤在专卖店门口,组织数百人排队,每天在第一时间抢购所有可以买到的手机,然后高价转卖。

苹果此前从没遇到过如此严重的黄牛问题,总部负责零售店业务的高管专程赶到北京处理。三里屯专卖店请来大量保安维持秩序,但现场还是因为抢购发生多起斗殴事件。黄牛党的恐怖以及粉丝们对iPhone的热度可见一斑。

iPhone手机火暴的同时,苹果也解决好了平板电脑需要的高性能电池等技术问题。2010年1月,与iPhone使用同样的多点触控玻璃屏和同样的iOS操作系统的iPad正式发布。4月上市时,再次在全球掀起抢购热潮。

2010年4月,中国钢琴家郎朗在旧金山的一次音乐演出中,出人意料地拿出了刚刚上市不久的iPad,借助一款名为「魔法钢琴」(Magic
Piano)的软件,在触摸屏上弹起了速度最快的钢琴曲之一──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大黄蜂的飞行》。整个音乐会现场充满了欢笑声和惊呼声。在这一时刻,乔帮主设想的可以多点触摸的玻璃,真的变成了一块可以弹钢琴的玻璃。

如果说iPhone是重新发明手机的话,那iPad差不多就是在重新发明电脑了。不说别的,只要看看孩子们是怎样用iPad上网、玩游戏的,我们就不难知道,这块比iPhone更大些的玻璃,对人们操作电脑的方式是一种多么颠覆性的改变。

2011年4月底,国内黑色iPhone 4供不应求的情况好容易缓解了一些,iPad
2和白色版iPhone
4的上市又一次让人们疯狂起来。5月初,三里屯苹果专卖店外再次发生流血事件。

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如果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排长队追捧,甚至惹得黄牛泛滥的地步,我们已经很难再把它们叫做手机或电脑了,它们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符号,成了现代人必备的时尚用品。

从2007年发布iPhone,到2011年发布iPad
2,短短5年时间,iPhone和iPad快速占据了苹果营收的核心地位,苹果一大半收入,来自5年前还不存在的产品。2011年第二财季,苹果创下了销售1800多万部iPhone手机的惊人纪录,每个财季iPad的销量则稳定在500万部上下。截至2011年6月,iPad在发布后的14个月里,总共卖掉了2500万台,而使用iOS操作系统的三大设备,iPhone、iPad和iPod
touch,累计销售总量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亿台!凭借iPhone和iPad的强势,苹果在2011年的市值也超过了3000亿美元,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大科技公司的宝座。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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