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孩子写作业,傅雷与刘海翁

  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奴役,但他是靠降低他的智力因素和道德素质来适应的;人自身能适应充满不信任和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缺乏独创性;人自身能适应压抑的环境,但在这种适应中,人发生了神经病。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辞别寡母,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份,他考进巴黎大学,在文科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

  替孩子写作业,不是家长帮孩子进行学习舞弊,而是以理性对杭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错误,以不得已的方式帮助孩子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让孩子生活得更快乐一些,并教给孩子实事求足地面对学习。它是保护孩子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之一。

  儿童当然也能适应暴力作业,但暴力作业中含有的奴役、敌意、压抑,会全面地破坏儿童人格与意志的完整和健康。

  1929年3月16日,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与年长他12岁的刘海粟很快成为至交。

  圆圆上小学后,我们对她写作业基本上采取“不管”的态度。每天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她写得如何,我们都不去问,也不去检查,一切都交给她自己安排。她在完成作业方面也没让我们操心,总是很自觉。但一段时间后,她开始对作业表现出厌烦,抱怨说一个生字干吗要写三行呀,而且这一课的生字前天就写了一遍,昨天写了一遍,今天还要再写。

  被罚写作业,是许多人在上学时遭遇到的,尤其在小学阶段。

  他们偶尔光临散布巴黎各区的小电影院。尽管上映的片子都是大电影院放过的老片,由于价格便宜,购买电影票的人常会在售票处前排起很长的队伍,伸着脖子安静地等待,傅雷、刘海粟他们也在其中,但性急的傅雷经常因为等得不耐烦,离队跑开。

  有一天,她又在写作业时表现出不耐烦,我就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她当天的作业内容,感觉有些东西确实是不需要写,或不需要写那么多。比如生字,老师总是以“行”为单位布置,几乎没有以“个”来布置。动不动就2行、3行,甚至5行。我相信一个孩子如果愿意去记住一个字的话,他是用不着写这么多遍的。于是和圆圆商量,你去找老师说一下,可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决定一个字该写几遍就写几遍,你要是不愿意去说,妈妈去和老师说一下。圆圆一听就摇头。以她的直觉,老师是不可能同意的。

  圆圆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数学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搞小测验,要求学生们默写一条前两天讲过的定理。那条定理大约有二、三十个字,老师并没有提前布置背诵,课堂上突然测验,又要求一字不能错,只要有一字与原文不符,就罚当晚把定理抄写十遍。结果班里的同学全军覆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错,所以大家当天的数学作业,除了常规的一些内容外,还多了抄写十遍定理这一项。

  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现在有人呼吁给中小学生布置个性化作业,但几乎没有哪个老师会这样去做。不仅因为那样比较麻烦,更是因为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那样不应该。如果哪个孩子胆敢去对老师说我掌握这些内容了,可以少写一些。老师肯定会说,大家都在一个班,凭什么你可以少写作业——学习是苦役而不是福利,少写就是“占便宜”了——这些垃圾观念就这样被灌输进孩子心里,同时也进入学生的观念中。如果真有哪个老师同意某个同学少写,别的同学也会起来反对,凭什么照顾他。

  圆圆晚上回家写作业时对我讲了这事,表现出对抄写十遍定理很发愁。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理解圆圆的为难,也考虑这样确实不现实。这不是一门课的问题,操作起来非常麻烦,很不方便。我想了想,问圆圆,是不是这些字你都会认,也会写了,觉得不需要写那么多遍?她说是。我说:“那这样,你不要看书,妈妈读,你默写。只要写得正确,写一个就行,如果写得不正确,就写三遍,剩下的妈妈替你写,这样好不好?”

  我看了她在测验中写出来的内容,对照书上的定理,只有几个字与原文不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而且能感觉出来圆圆是理解这条定理的。我想,数学老师有必要这样惩罚孩子们吗?这条定理从教材来看并没提出背诵要求,教材编写者肯定也会考虑,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重在理解,会应用才是目的。

  1931年秋天,在法国呆了4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11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2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
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圆圆听我这样说,目光复杂地看着我,有惊喜又有怀疑,她有些不相信我的话。她小小的心肯定在犹疑,这样做是否正确,这样是在弄虚作假吗?

  死记硬背的坏处很多,它对于学生智力和学习的伤害真是再怎么说都不为过。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行为多有谴责,他说:“学生的那种畸形的脑力劳动,不断的记诵、死记硬背,会造成思维的惰性。那种只知记忆、背诵的学生,可能记住了许多东西,可是当需要他在记忆里查寻出一条基本原理时候,他脑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混杂成一团,以致他在一项很基本的智力作业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学生如果不会挑选最必要的东西去记忆,他也就不会思考。”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煼ㄐ律绲那吧恚犎サH伪释贩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1933年9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我读懂了她的眼神,非常肯定而坦然地说:“这样没关系,学习是为了学会,老师让写这么多遍不就是为了你们都会写吗,只要你会了,就不需要写那么多,你说是不是?”圆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但她还是担心,说:“要是老师发现是你写的,就会批评我。”我说:“妈妈尽量照着你的字写,差不多能和你写得一样,老师应该也看不出来吧。要不咱们今天就试试?”圆圆又兴奋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即使需要背诵,背会了写一遍不好吗,为什么非得写十遍不可?写十遍下来,那要多长时间啊,这点时间干什么不好呢。我们经常对孩子说要珍惜时间,可花一两个小时去写这种没有意义的作业,不也是在浪费时间吗?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1936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20年。

  当天语文一共要写8个生字,每个生字写2行。这几个生字里只有一个字圆圆不会写,她就把这一个字写了三遍,其余的都只写了一个。原本160个字的作业,现在变成了11个字——这一下子多么轻松啊。我注意到,圆圆写这11个字时分外认真,尤其是她不会写的那个字,认认真真地写了三遍。我相信以这样的认真,三遍足以让她记住这个字如何写了。剩下的由我照着圆圆的笔迹认真地去写,尽量使老师看不出差异。

  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但凡和学习有关联的任何不痛快的事都要尽量规避。所以我想,既然这样的作业已带有了“惩治”的味道,就不能去写,不能让这事在她心中种下对“作业”的厌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我发现,成人草草地写字是很轻松的,可以一写一大片。要是一笔一画地写,还真是费力气。而且如果你的字写得还不错,却想把它写得差一些,像个孩子的字的话,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问圆圆现在背没背会这条定理,她说会了。我让她在作业本上写一遍,果然已经一字不差。我笑笑对圆圆说,你已经会了,一个字都不错,写一遍就行了。好了,你这个作业已完成了。

  1976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1986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13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替她写作业。每次孩子写什么,哪些剩下由我来写,这事一定是由孩子自己来做决定,我从不代替圆圆进行判断。这样做,一是可以让孩子自己检测自己,二是让她更愿意把该记的记住,因为她对学习内容掌握得越多越好,自己需要写的作业就越少。

  圆圆一听有点高兴,但马上又发愁地说不行,老师要求写十遍,写不够可不行。我说,老师是因为你们没背会,才要求你们写十遍;现在会了,就不用写十遍了。

  她爸爸开始不同意我这样做,担心我替她写作业会惯坏了她,让她形成依赖思想。我说不用担心,以我对圆圆的了解,她绝不可能拿一些她还没掌握的功课让我做。她让我代劳的,一定是她认为自己没必要写的。孩子天生有善恶观,而人的天性就是趋善避恶的。一个心地纯洁、有自尊心的孩子,绝不可能利用别人的善意去弄虚作假。

  圆圆有些担心,说:班里同学肯定都写了十遍,要是我没写,那老师不就要说我了吗。我看圆圆在意识中已不由自主地把这个作业当作为老师而写了,这是多么糟糕的意识啊。

  事实确实如此,自从我开始替圆圆写作业,她对写作业这件事越来越坦然了。心理上轻松了,她反而更自觉了。但凡自己再多用点功夫就能写完的,她一般就不用我帮忙。她从没有因为自己想偷懒,给我布置“作业”。这一点我在帮忙中能感觉出来。所以尽管我断断续续“帮忙”一直到她上初一,但次数并不是很多。印象中除了刚开始那阶段多些,后来差不多平均每学期只有三四次。

  我说:没事,干吗非得人人都写十遍。你现在写了一遍已写得一字不差了,就没必要写十遍。学习是为了学会,既然已达到这个目的了,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呢?

  我发现,替孩子写作业不但没有坏处,而且有很多好处。

  我这样把圆圆“为老师”写作业拉回到为“学会”写作业,是为了培植她心中对学习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是没让作业为难孩子,没有让孩子觉得上学是在受苦,保护了她的学习兴趣;其次是让她知道,学习是个最需要实事求是的事,既不是为了为难自己,也不是为了逢迎他人,这让她更务实,也更高效;此外,让她从作业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

  圆圆还是很担心,怕老师明天看她只写了一遍,会教训她。我和她猜测了一下,如果不写十遍,老师明天可能会生气,批评几句还是小事,可能会罚站,也可能会请家长到校。我给圆圆打气说,明天老师要问为什么只写一遍,你就告诉老师说我妈妈不让写那么多遍,把责任推到妈妈身上。老师如果要批评,你就乖乖听着,什么也不要说;要罚站,你就站上一节课;如果老师要叫家长,你就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去和老师沟通,向老师解释。无论怎样,你都不用太在意,因为你没做错什么事。

  圆圆读课外书一直没断过,初中时还花很多时间玩游戏,偷偷地写小说。上高中后,功课虽忙,还是没间断读课外书,甚至读英文原版小说、看漫画——这些都占用了她不少时间,但她都能正常完成各科作业,成绩也一直不错。有人奇怪,她哪里来那么多时间?我想,这与她从小懂得在学习上把握轻重缓急,能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学习计划有关。而她的大量阅读又给她带来了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使她的学习能力更强,学习起来更加轻松有效。总的来说,她一直把自我学习与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这两套工作协调得很好,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中。这比那些让作业败坏了学习胃口、半小时的作业写两小时的孩子幸运得多。

  听我这样说,圆圆虽有犹豫,但因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就同意了。

  在这里,我想提醒父母们,在孩子的中小学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一定要注意给孩子留出自由安排的时间,切不可让写作业、练琴、上课外班等这些事把孩子的时间占满。要让孩子每天都有自由安排的时间。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正像空气对于健康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时间对于学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留下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才能够顺利地学习。学生的时间被各种功课塞得越满,给他留下供他思考与学习直接有关的东西的时间越少,那么他负担过重、学业落后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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